我的邻居叫富贵，外号“老蒲包”。因为他走路慢吞吞，说话慢吞吞，人也松松的软绵绵的，像蒲包一样没有筋骨。不过他写的毛笔字在村里数第一，遒劲有力，铁钩荆棘一样，叫人不敢摸，怕扎伤了手。村里红事白事都是他请缨挥毫，我结婚时，他在洞房门上写的是“云雾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一幅喜联，我才疏学浅，不识“柳”字，揣摩许久之后，终不能悟，求教他才识“荆”。我从小就喊他“蒲包哥”，他媳妇沾他的光，顺理成为“蒲包嫂”。

蒲包哥最爱吃辣椒，不分青红，通吃。冬天他赶集去买辣椒，买晒干的红辣椒，叫蒲包嫂为他做辣椒油。看见小贩卖嫩绿的青辣椒，眼里一亮，好像羊在早春的河边看见冒出的久违的青草，就凑过去问辣不辣。小贩说不辣不要钱。蒲包哥说就怕不辣。小贩打量一眼蒲包哥，心想这是个买不起的主，看那样子也不是吃辣的人，说尽你吃，吃多少不要钱，不信辣不死你。蒲包哥说这话是你说的，我可吃了。小贩伸手一指，不耐烦的样子。蒲包哥抓起羊角般大小的辣椒不停的往嘴里送，而且细嚼慢咽。小贩目瞪口呆，脸色由红变白，眼里也潮潮的。蒲包哥过了一把辣椒瘾，站起来把裤子口袋翻开，把钱一股脑儿丢给小贩，说不能让你太折本。又弯腰袖着手松松的软软的走了。

闻到他家的炊烟很呛人，准是蒲包嫂在给他“炉”（方言炒之意）干辣椒，文火炉过的辣椒吃起来更香。那窜出的味很冲鼻子，扰及邻家。马上听见有人打几个响亮的喷嚏，有的人说“这个老蒲包”，就摇头。我们姊妹几个不摇头，而是隔着墙头喊“老蒲包，喝辣椒，喝一罐子喝一筲”，有调皮也有抗议。有时看见他走过也这样对着他喊，他停下，扭头，看看我们，笑笑，转过头，又豆虫一样松松的软软的走了，他的动作是电影里的慢镜头。

听说蒲包哥的母亲是个哑巴，早逝。他父亲靠宰牛为生，勤劳能干，对蒲包哥期望很大，也很严厉，动不动棍棒相加。叫他读了私塾，解放后又上学读书。蒲包哥慢慢的长大，不再听父亲的话，父亲的眼也气的瞎了，这样蒲包哥就自由了。人渐渐地松懈，养成好吃懒做不攒钱的习惯。

前几年他儿子当牌成瘾，不事稼穑，媳妇一气喝了半瓶子甲胺磷农药死了。他孙子在读初中，叫小峰，一个白嫩的瘦高个少年，嘴很甜。见了我就喊“大老爷”，自然，我弟弟是“二老爷”和“三老爷”，尽管我们比他大十岁左右胡子还没拱出来。我们很喜欢他，特别是我三弟，小峰成了他的跟班。一年暑假我回家，在四十里远的县城遇见他，他满头大汗，蹦下自行车，一手掀开后座的冰糕箱，拿出一块冒着烟的冰糕递给我，说大老爷你吃。我给他放回，问他跑县城里来卖冰糕。他说到冰糕厂批发冰糕，赚了钱交学费。我说你快回去卖吧，别化了。一个少年的弯腰蹬自行车的背影姿势就烙在我的大脑里。不久听说小峰得脑瘤死了。为了给他到北京看病，蒲包哥到处借钱，到处碰壁。富贵能借银千两，贫穷难赊米半斤，蒲包哥叫富贵，徒有其名。他一气之下，卖光了田地和屋舍，在野外盖两间小屋遮风挡雨。小峰在北京看好病回来没几个月就死了。传言，专家说再观察治疗几天就病愈了；钱花完了没办法，只好提前出院。蒲包哥更加松松的软绵绵的，就像使唤了多年的蒲包，没一点筋骨了，和丢在地上倒的空空的粮食布口袋差不多。

前几天我往老家打电话，母亲说你蒲包嫂死了，活了七十二。母亲长期卧病在床，对村里死人的事却灵通，成了惊弓之鸟。死亡，是无可奈何的，作为儿子，我愿意替母亲去死，可是蛮横的上帝欠商量。春晖难报，游子潸然。

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孩子听的茫然，我的邻居，家在皖北，不是他们的邻居，曾经也是他们的邻居，他们虽然生在皖北砀山，却在苏州长大。曾经亲过他们报过他们逗过他们喂过他们的邻居，在他们的记忆里渐渐褪去，他们已经忘记邻家玩伴孩子的名字，忘记邻家的称呼姓氏，曾经那些他们是多么熟悉，曾经初来苏州还念念不忘，如今他们都不想回老家了，故乡在他们的记忆里烟消云散，老家是我一个人的老家。他们的口味也入乡随俗，不再像我一样嗜辣，故乡的味道，他们喜欢苏州的甜食和红烧。

蒲包嫂走了，不知道蒲包哥还能吃上辣椒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