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周围的山上，教师节临近，寒露一过，枫叶由绿渐黄，由黄渐红，耀眼于山林中，年复一年，油然成为时令乡间一景。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对此种情景，不知从何而来，便有一种莫名的敬意！
有一日，我兀兀发现，昔日惯见的枫叶，在萧萧中，远距离览目与近距离观察，竟然还是有些不同……。
一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同类的思考》的文稿，自以为那文字中真实的“述”，也是文字中理性的“作”，很引来一些业内朋友的同感。
试笔的爱好和生活的艰辛，不时的要给我出一些题目，我偶尔也会信笔便之，尽量能使自己可以在知黑守白中，感受经历和体味生活。
“我们曾经选择，但我们没有拒绝。”这是我心仪的一位先生的诗句，它表达了我曾经有过的经历：“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夷！”（老舍语）我从心里喜欢。
我幼时家贫，母亲早逝，初中毕业后，尽管成绩并不差，我还是放弃了直接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选择了供饭吃的师范学校。因为毕竟有一点勉强，拿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心里没有太多的欣喜；也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一种选择，心里没有太多的伤感。我自知自己的处境，终归于平静之后，我甚而还有些坦然慨然！
镇宁民族师范学校，三面环山，环境幽静；校园不大，绿树成荫。学生宿舍门前，有一股泉水涓涓流过，永远是那样让人直视无碍，很有一点“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象征意义。
夕阳之下，“布达拉宫”似的琴房里，送出的缕缕琴声，颇觉是一种静穆中的沐浴与洗礼。“苔花如米小，要学牡丹开”。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学会了在不满足中知足；学会在艰难中苦苦作舟，我学会了自尊与自信。
学校中，农村来的孩子多，容易做朋友。我们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生活上的艰苦，无法减去我们接近牛顿、伽里略的热情，也无法阻碍我们穿越时空去面对屈原、李白……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的精神实践、无时不在荡涤我的灵魂，鞭策我情愿去为我未来的事业献身。我时时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话：“睡在这里的，是一个爱自然和真理的人”提醒自己，鼓励自己，不断从古今中外先贤们的身上吸取养料。
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用无数生动感人的故事，让人知道，教育的生命是“爱”，“爱”是通往天堂的路。没有“爱”的教育，犹如市场上兜售的商品，买与卖之间只有一种利害关系，它使教育由此而负面得十分苍白，十分空洞。
我是从普定马场这块泥土中走出来的农家孩子，我了解生活、耕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和他们的儿孙们都是教育缺乏公平，没有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弱势一群。因此农村学校更应该成为这“弱势一群”家庭温爱的延伸，更应该对这“弱势一群”的学生，施以更多的关心与呵护。我深深知道这一切。
我忝列教席后，凡是我所任课的班级的学生，我都要对他们一一了解，从日常生活到家庭，从知识基础到爱好……我都力争尽可能把握，把心给我的学生；我巴不得用自己的真情，编织成一副温馨的网罩着他们，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同一片蓝天之下，有着一样的温热。
我有早起的习惯。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我都在六点以前去到学校，叫醒学生，让他们早出舍门去见识大地；督促他们趁早晨的时光，多背一些课文，多记一些单词。晚自习我要陪伴他们，到时间就催促他们息灯睡觉，将他们视如我的骨肉弟妹；我着实希望他们在每一次选拔考试中都成为优胜者：我要为他们建造一个可与城里学生一试高低的平台。
我在意学生们的饭食和衣着，将他们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对于那些特别困难的学生，我会在食堂或家里，对他们不时地添加或亲自做几样菜，让他们改善改善生活。见着那些在寒风中颤抖的学生，我心疼，我心疼，我不安，我甚至不惜在购物时向妻子报假帐，攒积些小钱，买些衣物送给他们。我总想设法为学生排忧解难，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我不懈地要让学生们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我鼓励学生自力，要他们永远记住陶行知先生的话：“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父母，不算好汉！”成为“独立不依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浅陋的人。”（陶行知语）从小培养自己有为天地立命的肝胆，有为个人立命的宏愿，敢有“达民之情，遂民之欲，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同上）的决心，决不委于气数！认定“世上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才是生命的真蹄。
“父母是登天的梯，父母是拉车的牛”。人一生要记住国家和双亲的恩养。中国有名古话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地”，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要求我的学生要懂得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国家，回报父母！
我明知“教书为业，甚难发财。”（老舍语）我依旧为我每天从事的工作感到欣慰，因为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我心安的事业！为此，我为《贵州教育报》写过一篇《看似一无所有》的文稿，那全然是我纯朴的顾盼与心声。
二
我喜欢发现，当然更希望有所创造。教学之余，喜欢做力所能及的教育调查。
从1993年2000年，我用了七年的节假日，对本县及邻县的部分农村中小学（约八十余所）进行了教育调查。我穿越了一百五十多个自然村寨，写下了三百余页的调查笔记，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项工作使我对教育的眼光有所扩大，调查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教育本身。我意识到，穷国办教育不容易，穷地方办教育就更难。我时时处于一种混沌中，我似乎又明白了一点“百年大计”于事于人的“两难”。我开始思考不利“有效教育”环境的一些大问题：诸如缺乏依法治教公正，投入拮据，办学条件差；师资总体水平不高，教材一律，偏难偏深，脱离现实农村实际；学校布局不尽合理，质量无法保证；入学儿童巩固率低，女童辍学率高，文盲越扫越多；“读书无用”又在抬头；农民还是穷，不少农家依旧缺少活钱送孩子读书……我想到了与教育有关的教育与经济，教育与农村、农业、农民诸多问题，我的心常常浮躁得使我尽夜不能入眠。
农村学校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小的事业单位了！然而在这里“官本位”的市场仍然有。有的校长不必把学校看成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净士，工作只对上边的某些“个人”负责。管理方式也全然按行政体系去运作，投“个人”所好，不屑于师生的任何述求。学校内部表面上以“和”为贵，实则工作不分优劣，成绩不看大小，不奖勤，不罚懒，没有是非。有人偷懒，少上课、不上课，居然成为一种“特权”。疏于管理，竟然养成了个别教师“工作无所谓，只要不迟到、不早退，工资照发，小酒照醉”的积习，他们常常在一种既定的空间中偷闲度日。
我调查过的学校普遍教学量质不高。有一个乡，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有900余名学生参加。考试结果，语文、数学双科红分的，只有30余人。语文、数学双科合格的100余人。语文、数学双科总分在10分以下的，80余人。数学一科在10分以下的，有270余人。这样的教学质量，怎叫人忧虑？
中国读书人喜欢意气用事，看不惯的总爱说、爱讲，傻傻的还认为是“天下为己任”的表现。我是老爱犯这样的毛病。2000年那个落叶的深秋里，开学已一个多月了，忽然一纸“因工作需要”的调令，把我调到夜郎湖岸边一个偏僻的村校去，离开了那个让我倾注了多年感情的学校。当时同我在一起上课的妻子总认为，这些调查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背着我，把我7年来的心血付之一炬。我赶来时，只余下一小堆灰烬和一些伤感的青烟。
我去那所村校报道的那天，天阴阴的，绵绵不绝地下着细雨。傍晚，学生走了，老师们也走了，校园里静极了，静得连几片梧桐叶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出奇地清晰。那天夜里，我平生第一次喝酒，也是平生第一次醉酒。夜深了，夜郎湖上起风了，我守着孤独的微泛黄色的灯，作下了这首词：
黄昏雨，夜郎岸，独坐孤灯前，浪起空回风声残，
凭窗人犹寒。
秋已尽，叶已落，满目尽萧索，豪情醉时杯已干，
今宵谁与伴。
此时，我才真正领悟到——-一个稍有思想的人，想要不躲避自己的责任，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苟且活在世上是多么的艰难啊！
三
先生有情，我将永志先生于我的恩顾。
从小学到现在，我师承的先生有十几位吧！印象鲜明的却只有少数几位，梦庵先生是其中一位。
梦庵先生（我姑且隐去先生的大名吧，梦庵先生不喜欢于他有堆推有嘉的文字）是我读师专时，教我《唐宋文学》的老师。先生一生所有经历都与教育这门职业有关，早年，先生在安顺一中做语文教员；后来又去省城主编了三年贵州省中学语文教材（试用本）；回到学校，做了两年的教导主任后，被调到地区教育局做教研工作。之后做局长，做校长。教育这一行的岗位，他几乎都值守过。
先生虽然是师专一校之长，依然拔冗坚持上课，视自己如普通教师一名，没有架子。先生讲课备课认真，有成形的自己打印的讲稿，而且必于课前发到学生手中。我们喜欢读先生的讲稿，每篇都像一篇优美的小散文。先生课堂上要讲的内容，课前已得初步了解，再听先生将讲稿变成平常的说话，真是一种享受。先生讲课语不杂陈，出嘴清新，深入浅出，近人平易，几乎每节课都有信手拈来的、很随意的锦词丽句，使学生听了有进心的高兴。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的姨父姨母，供职的学校在大山之中，是一所很偏僻、很偏僻的初级小学（农村叫“点校”）。先生做局长时，几次到过那所学校，与我姨父姨母有很好的交情，早年我姨父姨母是“民办教师”，每月工资收入微薄，先生对我姨父姨母等类常年辛勤工作在一线的“民办教师”每每寄予深切同情。姨父姨母说：“局长肯说真话，旧社会做私塾教师，还有‘三茶九竽烟、斗米斤油盐’伺候。而今民办教师本来已经很微薄的几十元工资，还不能按月发，真不应该啊！他在县长的面前替我们说话。”
我读过他写的一篇名叫《土桥记事》的散文，那里边记述的是普定波玉河谷一个苗寨故事。那故事所反映的事实，有关于地域、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思考。读《土桥记事》，我似乎见着一个背影，在不远的地方驻足，又在迷雾的茫然中失步。我细细地咀嚼着先生在他的文字中流露的情绪，我见着他与清贫的教师们的心之相遇！他觉得“这一群”往往被遗忘，就像那群山中的萧萧枫叶，有着可远观的可爱和近目的悲哀！
先生讲课总是那样的带着感情。有一次他给我们讲韩退之《师说》，由“师之所存，道之所存”说开，他大发感慨地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做校长时，曾经说过一个笑话：办好学校，教师第一。……校长不可能同教师联合打倒学生，校长也不可能同学生联合打倒教师，唯独只有教师可以同学生联合打倒校长；可见，在学校“教师第一”、“教师为本”……先生转述蔡孑民先生讲述的故事时，他的眼神专注。
有一次他到我们班上听一位张姓先生讲鲁迅。课后评课时，他坦言了自己对一个合格教师标准。他说：我以为，好教师标准主要有四条：第一，基础扎实，传授知识准确，不乱讲；第二，思路明晰，口齿清楚，讲话不罗嗦，不重繁；第三，教学方法多样灵活，有的放矢，师生交流交流主动轻松；第四，知识面广，用教材不是单纯的照本宣科，用教材能举一反三，会启发学生触类通旁。这于我们这些做教师的人，无疑是有好处的。我以为，先生无论是做教师，做局长，还是做校长，都是很能尽职尽责的。我时时感觉到先生对教育有一份很深的感情！
离开学校以后，我不时有信函问候先生。我的去信先生每信必回，并且常常在我回信中对我关怀备致，恩慈有加，这使我和妻儿都倍感温暖。
这几年每到年节临近，我都要去拜候先生。我们围炉向火，品茶说话，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没有一点拘束，气氛很随和，让人享受高雅，很有一种曼妙的感觉。每次我去看他，他都会给我推荐几本就近出版的新书，并指导我阅读，提示其中的要点；没有新书时，我就干脆从先生的书柜中，取出几本旧书带回家慢慢品读。
1997年夏天先生生过一场病。那场病给老人家留下了侧身左肢上麻下冷的遗症，行动常常多有不便。2002年退休后，先生的生活，基本上是深居简出，少去了一些无奈亦无意的应酬；每天只做他喜欢的四件事：上网、读书、写字、看电视。先生曾经告诉我：老年人的过去，青年人的将来，在沉思中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同者，时间、空间矣！先生的坦然，完全不同于有些从“官场”上退下来的老人。
先生总是闲不下来的。继《成功教育研究》、《唐宋文学解读辑丛》、《东窗卯语》出版之后，他新近又整理出两本旧著：一本是《清暑摭笔》、另一本是《梦庵诗篇》。我每次去看望先生，他坐椅旁边的书桌上，总是有一摞不停更换的新书，无序地堆放在那里；一旁还必有零散的“资料卡”页和红、黑两色的铅笔。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去翻看，满足我的好奇心。
……
应时而至的节日，说三道四的文字总是有的；或褒或贬，自由论谈。舌耕之余，总喜欢思之再三，将自己于生活的心得记下来，表露一点于人于事的言论……。
行笔至此，我习惯地离坐走近窗前，凭窗极目远处的山林，泛红的枫叶，依旧在清冷的萧萧之中，它们似乎不能有类于二月之花之美：因为，他们的叶片上，不仅残留着霜迹，而且颜色也有些红的惨淡！凄然中我以为，半隐半紫的蒙胧的山峰，无碍于有枫叶也罢，无枫叶也罢；它如果没有了那点点点缀，说不定反而会更显得高远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