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王家祖籍在山东省兖州府汶上县黄庄。我爷爷是在清朝末年逃亡来到肇源县的，爷爷在年轻时加入了红枪会组织，当时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同八国联军作战，战败后，清政府在八国联军的压力下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八国联军共同镇压义和团，在清政府卖国势力和外国侵华势力镇压下，义和团被迫解散。为了逃避清廷和八国联军的追杀，爷爷带着我太奶偷偷逃到肇源，投奔早些时候来到肇源的太奶的侄子。不久清廷灭亡，奶奶才来到肇源，来到爷爷身边，那以是几年后的事了。据说奶奶为了能找到爷爷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尽管准备的很充分，但还是受了不少的罪。

那个时候，山东不但是兵慌，还有天灾，来东北逃难的人很多，当时叫“闯关东”，主要是逃避灾荒寻求生存。有的携家带口共谋出路，有的只身一人闯荡人生。一路上。有的靠打短工糊口，有的靠要饭求生，但大多数人都是边要饭边前行。这些人为了安全以防在要饭时被狗咬伤，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根打狗棒子，一是驱狗用，二是可以当依仗，减轻行走中的疲劳，后来这根打狗棒子成了“闯关东人”的代名词“山东棒子”。我奶奶就是住着打狗棒子来到肇源找到爷爷的。

奶奶在晚年时，总想能回到山东老家，但由于全家人的反对，奶奶落叶归根的梦想没能实现，由此引发奶奶从新拿起打狗棒子，只身一人独往山东，走的最远的一次是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期间我们一路找去才算平安回家。后来有人说奶奶没走丢是找的及时。其实我想奶奶是走不丢的，因为从山东到肇源这一路对奶奶来说太刻骨了，因为人的一生只能经受住一次那样悲壮的关东行。奶奶只身回老家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当时奶奶70岁。奶奶从山东来肇源时一路上穿的就是“大棉袄二棉裤”。所谓的“大棉袄二棉裤”就是为了防寒而制做的加厚棉袄棉裤。厚重而肥大的棉衣，也叫“大襟棉袄”，穿着舒适暖和。棉裤是免裆式的，看上去敦实笨拙，再打上绑腿，那可是风丝不入。“四面斗毡帽”，是上岁数男人戴的。奶奶来肇源时是扎着一条棉围脖，围脖从头顶向下围到下巴处系紧。这样脸、耳朵都能保护起来。奶奶却千里迢迢特意为爷爷带了顶“四面斗毡帽”。这种帽子是用羊毛毡子做成，顶象礼帽的顶，左右对称是两个帽儿，前后是两个小帽儿，大帽儿抹下不但可以包住耳朵，而且还能捂住脸，后面小帽耳抹下可挡住后脖颈，前边小帽耳则为装饰，鞋也讲究厚大，看上去憨傻，被当地人戏称“大傻鞋”。

由于山东人来东北时还不懂得当地的方言土语，所以会出现不少笑话。听长辈讲，有一个和爷爷一起扛活（长工）的薛姓的山东人，由于不懂地主的土语而险些被赶走。一次，地主套犁杖让薛去取“箍嘴”（土语：套在马嘴上访备马在犁地时吃秧苗的器具，用铁丝编织而成）。薛听成了“孤堆”（山东土语，蹲着的意思），于是就走到墙根蹲在了那里，地主又说：“拿马箍嘴”。薛看了一眼地主又看了看马，就是不敢站起来，地主急了高喊：“马箍嘴，马箍嘴”。薛听了愣眉愣眼的还是不站起来，结果地主真的火了，想把薛赶走，多亏爷爷再三求情才让薛留了下来。

闯关东的山东人把许多生活习惯带到了东北，与当地人的生活习俗相互影响交融，形成了更加适合生活的新习俗，那就是东北人习俗，对原汁原味的山东习俗反倒不习惯了。记得有一年，山东老家的二表哥和二表嫂来我家，我与二表嫂开了一句玩笑，结果二表哥很生气，因为在山东小叔子和嫂子不能开半点玩笑，认为这是对兄长的不敬。但侄子可以和婶子闹，这就不知道为何啦。山东人吃饭时是不能乱坐的，要按备份大小长幼的次序而坐，在我家吃饭时二表哥从来都是坐在北侧，我哥哥的下座，20多天从未更换过坐位。由于二表哥处处讲究礼数，一向威严的父亲在他面前也不敢多言了。

“入乡随俗”，做为闯关东的山东人，在肇源这片热土上以生活了几代人，伴其喜、伴其忧、伴其成长、伴其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