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芒索写杜拉斯到人家里作客从不带礼物,有一次,她又光着双手来吃饭了,进门就宣称:“我把自己带来了!”脸皮厚得叫人吃惊。但是呢,很多年后,人们都记得有杜拉斯在座的那个夜晚,她把那个夜晚变成了许多人的一个时间坐标,没错,她把自己带来了,她本身就是从天而降的一件大礼。
这就是天才的魔力,难以相处,又往往有强烈的个性魅力。而天才自身是不需要朋友的,他们也很想要,但做不到。我说的是那些天才的作家们,似乎有种为创作而吸榨一切的本能,亲朋好友、道德、隐私……需要时,毫不犹豫拿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张爱玲把她家族的人写遍了也得罪遍了。还昂然道:“以后的人如果还记得我们这个家族,那一定是因为我。”真给她说准了。她的一个同学把自家哀艳的故事送上门来给她写,发表出来一看,气得倒仰。爱玲同学只是耸耸肩而已。那篇小说叫《殷宝滟送花楼会》,男主角原型据后人考证说是傅雷,很大跌眼镜的。这篇其实写得一般。张爱玲太擅长用自身体悟来创作,旧式家庭封闭环境里的男女情,夹缝中的人性,她写得刻骨。可太年轻,写得又多,偶然会程式化起来。尤其知道原型有傅雷夫妇后,拿真人来一对比,就发现小说单薄了。
张爱玲天资太高。天资高的人对于现实与艺术的领悟,医院好比天上一日,人间一年。旧式家族生活,中国的诗词歌赋小说,西洋的文艺,她都能从中取得营养,浑身长满触角似的灵敏和贪心。“天才来源于勤奋”,这句话可这样理解:他们的眼与心灵,像深海中的海葵一样,一刻不停在张开,寻找并捕捉。但他们也不能超越自然规律去写好不了解的题材。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为谋生计,接了反共宣传的活儿,写《赤地之恋》,写得苦恼万分。抱怨道:“好像拼命替一个又老又难看的妇人打扮——要掩掉她脸上的皱纹,吃力不讨好。一样替人化妆,为什么不让我找个年青的美女做对象?”连故事大纲都是经别人拟好过的。
她的旧友苏青,此际正留在大陆创作红色题材,绞尽脑汁,革命干部还是写得像旧上海的油头“小开”,每到交稿就吓得直抖。看,不管出去还是留下来,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在铁幕前面还是后面,作家都可能会迫于什么,而去写违背本愿的作品,但就此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太荒率了。就算同是乌鸦,也有很黑、不太黑,有点黑……的区别,甚至人家根本就是白乌鸦。这深深浅浅的区别很重要,对于个体的人,有时就是生或死的界线。苏青们面临的是毫无选择余地的生命与尊严全盘剥夺,而去国离乡的张爱玲们,面对的只是普通人在金钱与兴趣间的斟酌。
表相的类比,会让人忽略事物的本质。很多人说张爱玲的异乡生活潦倒,一代才女沦落堪怜。以前我也这样想,直到时代改变了,才想起,人家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已。独自居住,无儿无女,跟外界没太多来往,在当代社会不是很多么?宅不是受罪,宅到老也没什么,最大的坏处不过是孤独,是死的时候没人收尸——有人收尸就那么重要?有人觉得重要,有人就不。
(这里要吐下槽:仔细数过才发现,海外张爱玲日常交往的朋友数量,根本比我还多些,可见我有多宅。)
创作须在孤独中进行,优秀的作家都很明白。张爱玲这样的天才,更深谙孤独之道。她的遗作这些年出版很多,私生活渐渐展露在人们眼前。诸多令人意想不到处,我觉得最意外的却是她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终生的友情。
张爱玲的确是难相处的人,在她那种悲观而又先知般的视角下,所有感情都千疮百孔。对炎樱,对姑姑,读者曾以为是她生命中最亲近的人,她却原来都只接受一部分。她也没觉得不对,直到遇见邝文美。
《私语录》中张爱玲说道:“有时同别人说许多话都没有用,只有把心里的话告诉知己朋友才是最痛快的事。”
“像你这样的朋友,不要说像自己人,简直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自己的手脚也会失去,人生中有许多东西是暂时的,但是有一部分永远存在。”
她那么敏感、挑剔、擅诛心,对方眉眼未动先看出许多“雾数”来,却在中年之后,全身心地去信了人,一信就是几十年,他们果也不负她所信所托。她好幸运!但又不只是“幸运”二字可概括。张爱玲是三百六十度细细审视过这份友情的,得出毫无死角的结论。
“一个知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他们都不是完人,只是在合适的时候,互相遇见,互相激发升华出了在对方那里的完美,时空的旷野从此驻扎了春天,言笑晏晏。这真好,但首先,我悲观地想,还是自己要好,做一个心灵足够配得上对方的人。然后,还要正好有了“不早不晚,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机缘。
普通人爱将天才的生活想得很凄惨,一方面呢,是平淡不适合猎奇与八卦,另一方面是心理的自我调适:你是天才,那又怎样,没我幸福!嘿嘿!幸亏宋淇夫妇,在今天才能看到一个鲜活在书信、资料与作品中的张爱玲,她过得不富裕,不风光,但她整个人是有力量的,通透、达见、清醒,并且,完备不动声色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