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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由田汉、聂耳共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祸深寇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热河和察哈尔，并妄图进一步吞并华北继而独占全中国。而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致使热河沦陷，长城弃守，《塘沽协定》签订，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扼杀。中国人民面临：是战还是降？是做奴隶还是起来斗争，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严重而尖锐的问题。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当时受左翼文艺运动影响的中国电通影片公司决定拍一部电影，片名叫《风云儿女》。影片描述了青年诗人辛白华受革命斗争的影响，逐渐从梦幻的艺术生活中觉醒，毅然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的战场。电影故事由田汉编写，夏衍改写成电影剧本，许幸之导演拍成。影片的主题歌即《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田汉作的歌词原为：[由www.telnote.cn整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一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
前进，前进！
聂耳接到歌词后，满怀激情地开始谱曲。因这时田汉被捕入狱，他和许幸之等商量，对原词做了一些修改。把“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末尾因旋律的需要，又在“前进，前进”之后加上“前进，进！”。
1935年初，这首歌由百代公司灌成唱片，对外发行。5月16日，《电影画报》第一期刊登了这首歌曲，电影《风云儿女》也开始放映。这首反映中国人民心声的歌曲，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它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成为歌咏光明、追求光明的黎明前的前奏曲。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首歌在国内外更为广泛地流传。音乐界进步人士刘良模把它带到了美国，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深情地演唱了它，并灌成唱片在美国各地流传。音乐家任光把它带到了南洋和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陆里广播电台，每一天有5次对华广播，均以这首歌为前奏曲。英美等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这首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务院提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电台应有预定的音乐节目广播。因此，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科代科长皮格特定了一个演奏节目表，其中有“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和法国的《马赛曲》等。这首歌又成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盟国胜利凯旋之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透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透过《义勇军进行曲》新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透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透过的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透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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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2月2日，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它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歌曲资料是号召人民奋起抵抗入侵者，歌曲雄壮激烈，催人奋进。1949年9月27日成为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透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2015年2月2日，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80周年纪念日。
曲作者：聂耳（1912—1935年）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汉族，云南玉溪人。1918年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开始理解正规教育。在校学业成绩出众，又喜爱音乐，课余从民间音乐家学习演奏笛子、胡琴、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熟悉传统乐曲。1922年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为该校“学生音乐团”的活跃成员。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1927年考入云南第一师范高级部英文组，参与本校学生进步组织“读书会”的活动，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演出活动，并开始聂耳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928年后，更加用心地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为逃避搜捕，于1930年7月潜离昆明，经越南转赴上海。1930年11月，聂耳在上海加入“反帝大同盟”。1931年3月，任明月歌剧社小提琴手，师从普杜什卡理解严格的小提琴训练，还自修钢琴、和声学、作曲法等。1932年4月，他认识了左翼剧作家兼诗人田汉，建立了与左翼文艺界的联系，进一步坚定了走革命音乐道路的信心。和田汉的友谊与合作，对聂耳的艺术成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2年8月前往北平，用心参与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音乐家联盟
的演出活动和组织建设，并师从外籍教师托诺夫继续学习小提琴。11月重返上海。
聂耳回上海不久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他以炽烈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多方面的工作，用心从事创作和评论活动。同时还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随后又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1934年4月，聂耳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与任光共同主持音乐部，组织录制了一些进步歌曲唱片。1935年1月，他转入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任音乐部主任。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迫使他决定出国拟经日本前往苏联学习。他于4月18日抵东京。在日本，聂耳考察了日本音乐、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动态，向日本文艺界介绍了中国音乐的新发展，并加紧学习外语和音乐。7月17日，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聂耳一生共创作有37首歌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从事多方面活动的同时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
词作者：田汉（1898。3。12-1968。12。10）湖南长沙人，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1916年随舅父去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英文系学习，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出版与郭沫若、宗白华的通信《三叶集》。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1922年回国后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继而组织南国电影剧社，从事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此时期创作的话剧《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苏州夜话》等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1927年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并被选为校长，此时与欧阳予倩、周信芳等举办艺术鱼龙会，会上演出他的剧作《名优之死》获得成功。同年冬成立南国社及南园艺术学院，1928至1929年率南国社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各地举行话剧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推动了中国话剧的发展。同时期他也创作了超多剧本。1930年加入“左联”，写下了著名的《我们的自我批判》，创作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同年南国社被国民党查封。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等职。此时创作的《年夜饭》、《乱钟》、《顾正红之死》等剧。
创作过程：为电影而创作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2月2日，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这部影片描述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后又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很多人对这首歌想追根寻源，报刊上也多次刊登过介绍文章，但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田汉同志于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后，在国民党监狱里，用一张包香烟的纸写的。不久，他托人带出了监狱，转给了孙师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说法是田汉被捕前写的，在他的“凤凰的再生”文学剧本之后，他为了证实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确切，更真实，有人问过田汉同志，田汉同志说他也记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为此专门给《北京晚报》修改部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才算有了可靠的依据，夏衍同志在信里这样说：“这支曲子是聂耳于1935年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
1934年，“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请田汉同志写一个电影剧本，到这一年冬天，“电通”公司向田汉同志征稿。田汉同志就先交了个简单的，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同志。1935年2月，田汉同志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
“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同志同意，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在处理主题歌歌词时，他仅仅修改了几个字，这就是原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同志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歌稿尽快寄回，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所以，其它关于这首歌创作状况的种种谬传，都是没有根据的。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寄回上海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
成为国歌的历程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田汉因被诬陷为曾叛变投敌，所以《东方红》变成非官方国歌，也禁止演唱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不唱歌词。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透过群众填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不久田汉被平反昭雪。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透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透过的歌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因其奋进的词文和优美的曲调，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并远播海外。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纽约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十分喜爱，不仅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用汉语演唱，并用汉语灌制了唱片，取名《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曾提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日演奏的各战胜国音乐时，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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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来源
1932年夏，东北义勇军构成高潮，发展到30余万人。在近两年的抗战中，作战达200次左右，攻克县城达40余座，歼敌2。5万人。到1933年底，由于日军的围剿而基本解体。但是，东北义勇军的事迹，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据著名作曲家孟波回忆，1934年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关系。电通公司邀请田汉编写抗日题材的电影剧本。当年秋末冬初，田汉完成了以古北口保卫战为背景的《凤凰涅槃》(也称《凤凰再生》)故事梗概，并交给了电通公司负责人孙师毅。梗概写在旧式10行红格纸上，约10余页，总计15个章节，田汉写的主题歌《军歌》歌词附在最后一页。
2月19日夜，电影分镜头脚本还没开写，田汉就被国民党逮捕。随后，电通公司决定由夏衍(当时为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组长)接手，赶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夏衍回忆道：“《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夏衍就请词作家孙师毅一齐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原文××××已很模糊，两人反复琢磨，认为是“飞机大炮”四个字。歌词抄清后，由孙师毅转交作曲家聂耳。不久，聂耳就完成《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并向《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孙师毅等人征求意见。4月15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他带着初稿去了日本。4月末，他将定稿寄回上海。电通公司组织专人，几经推敲，孙师毅等人认为：田汉写的主题歌歌名是《军歌》，聂耳谱的歌曲名字叫《进行曲》，歌词与歌谱珠联璧合，无可挑剔。但歌名无论叫《军歌》还是叫《进行曲》，主题都不太突出。于是，他们便将歌名改为《义勇军进行曲》。5月10日，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6月1日，《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也刊登了歌谱。因为田汉仍在狱中，所以歌谱只署了作曲者聂耳的名字。5月24日，《
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义勇军进行曲》插上翅膀，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并流传海外。
田汉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大师，一生著述甚丰，仅新旧诗歌和歌词就创作了近2000首。《军歌》及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与清原《血盟救国军军歌》、桓仁《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等歌词、宣言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清原《血盟救国军军歌》唱道：“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务必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桓仁《告武装同志书》洋洋数千字，其中有这样的词句：“团结起来”、“哪能甘心作亡国的奴隶”、“要明白此刻是中国存亡的关头”、“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唱道：“光荣，光荣，我军战胜。民众为后盾，主义做先锋，以少击众敌，败叶扫秋风，抗日军民是英雄。为我民族求生存，尝胆卧薪，才能奠定了锦绣的辽东。”
《军歌》的原词则是：“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军歌》歌词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基础，但有一点区别。《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是怎样一回事呢？1959年，孙师毅理解记者采访时说：“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更动。”在《影事追怀录》一书中，田汉也承认：“我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与之后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在《军歌》基础上修改、完善的，包含了聂耳、孙师毅等人的智慧。
透过仔细比较、分析，能够发现，无论是主题、结构，还是遣词造句，田汉的《军歌》歌词主要取材于《血盟救国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二段歌词与《血盟救国军军歌》无关。《军歌》及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与《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歌词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大家明白，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风云儿女》以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生活为创作背景。当时，田汉身在上海，在创作之前，他既没有在义勇军中的生活经历，也没有到东北长城抗战前线实地采访过，但他能够采取各种方式，收集包括《血盟救国军军歌》、《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在内的创作素材。据专家研究，1934年，东北义勇军被迫解散后，唐聚五到武汉找张学良汇报工作，并拜见过《抗战日报》主编田汉，也有可能直接给田汉带给过创作素材或有关资料。1957年第19期，田汉在《影片〈风云儿女〉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说，该主题歌“预备写好几段，但没想到刚刚写成第一段我就被捕了。”也能够理解，《军歌》歌词实际上就是一份未完成稿。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年田汉收集的歌词素材上，未必就有词作者的姓名；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明令禁止宣传抗日，在一切出版物上，“抗日”都被删为“××”，因此，时局也不允许把抗日将领的姓名直接写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比《血盟救国军军歌》更凝练、更形象、更具时代好处，影响也更大。而联系到抗战特殊的历史时期，《血盟救国军军歌》基本上属于抗日民歌范畴。根据著作权法之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仍应视为田汉根据抗日民歌素材独立完成的“点石成金”之作。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本着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尊重词作家辛勤劳动的原则，思考到聂耳、孙师毅等人贡献，将《义勇军进行曲》或《国歌》的歌词署名改为“田汉等根据辽东抗日民歌创作完成”，也许更为合情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