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天，天空连着下了好几场大雪。雪花把房顶覆盖起来，一直埋到了窗户底下，最后将门都封住了。可是，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雪已经全部都化了。这是我父亲从小生长的地方，也是我曾经生长的地方。
我缩在被子里。两层被子中间夹着两件羽绒服，可四肢仍然冷得毫无知觉。我痛恨死这又小又潮的西厢，披了衣服离开这里，穿过长长黑黑冷冷的过道，去外面看看。房子后面是怎么也黑觉不透的天，沉默的胡杨林，没有水的河，满地层层的落叶。还有一只爷爷养的黑狗，黑黑圆圆的诚实的眼睛，善良悲哀地望着我，尾巴顺时针转一圈，我关上屋门的时候，故意放了它进来，它黑瘦的身子一弓，便不知窜到哪里去了。
走过清黑的过道之后，我回到了西厢的房门口。一扭头，望见像框里有一双眼睛，定定地看着我。那是我的奶奶。
我们通常以为，一个人死了，随着他的尸体被埋人泥土，一切便都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但是，在很多情形之下，事情并非如此。刚才，在我看到悬挂在西厢的门旁边，黑幔上积了好多灰尘的照片时，我并没有立即意识到她早已离开了人世，离开了眼下湿冷的村庄。在我的感觉中，她犹如某种温暖而平常的花朵，依旧开放在年代久远的过去。我注视着微弱光线中安静的黑幔，企图辨认出相片上的生卒年份，眼前又一次呈现出那个阳光普照的秋日：上小学的我请了假，被父母拉着，坐上突突作响的长途车，伴随着干燥土地上翻飞的尘土，驶向了我的村庄。
经过村庄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能够停下，相反的，我们来到了一所医院。医院里面光线稀薄，伴随着浓重刺鼻的混合味道让所有人感到陌生。在一间病房里，床的周围围上了许多人，其中有我的哥哥，他正使劲吸着鼻涕。床上躺着一个人，据说是我的奶奶，但我不敢确定：她紧闭的双眼没有睁开来看我，她的脸色就像发黄的蜡烛，饱满的鼓胀着，闪着钝钝的光。她还活着。
我小心翼翼地待在床尾，不敢靠近床头。床尾有几根管子伸出来，其中一根耷拉在床下的搪瓷盆子里。母亲告诉我，这是导尿管，叫我不要碰它。脏，她说。
父亲和叔叔在小声讨论着什么，我听不清。我的眼睛时不时看看门外往来的护士和吊瓶，渴望着能够离开这个乏味阴腐的地方。我没有在病房里待多长时间，几分钟后，我被小姑带着，到医院楼下的花坛旁边玩。
我还记得，离花坛不远的地方有一支很高的烟囱。温暖的秋阳里，鸽子盘旋飞过它的顶端。我明白我的奶奶病了，却不能估量它有多严重，没有人告诉我。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的母亲也下来了。她拉着我。回到村庄，打开行李住了好几天。一住就是好几天。那些天里我们靠一台经常失语的电视机度日如年，盼着村口电话传来的消息。在那段不长的时间里，我们仿佛感到很焦急：突然回来，突然住下来，住了这么多天，都仿佛是在存心等待着什么，而等待的却迟迟不肯来。
终于，我的母亲需要再一次去那所医院了。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说不要。我恍然明白会发生什么，却不认为它已经发生；我知道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却不认为等待的已经到来。是的，等待。当我的奶奶沿着死亡的道路朝前飞跑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一旁徒劳无益地注视着她，或者说是：等待。我甚至茫然到不知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还是像现在一样，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母亲在泥泞土路上不紧不慢的身影渐渐远去。那天的阳光很轻盈，刚刚下过雨，空气透明，土路上的灰尘被压了下去。整个村庄，突然间轻松了下来。
后来，父亲和母亲一起回来了，还有我的哥哥，我的叔叔婶婶，很多很多的人都回来了，浩浩荡荡，最后回来的是我的爷爷。他的手里拿着几包香，过春节点鞭炮用的那种，他以他惯常的步子缓慢走近我们，把香放到门口，插上了房门。我的哥哥比前几天精神了许多，他不吸鼻涕了，而是积极地阻止我去碰那些香，还作势要打我。我的母亲和婶婶正到处翻找一些塑料袋。母亲说：过会儿我们出去，你在家里和妹妹待着，听话。我问为什么我不一起去?因为……母亲犹豫了一下：路太泥了，太难走。父亲在一旁坐着，眼睛红着，一直不说话。母亲塞给他两只塑料袋说：套上，那地里泥实在太多。父亲接了过去，依然保持缄默，不说话，也不流泪。
他们远去的身影显得模糊而潮湿，乐队演奏的声音一点也不动听。我在想这到底是怎么了：我的奶奶，她还像前几天看到的那样吗?还是死了?是死了吧。那为什么大家没有一直哭?我该怎样?该哭泣吗?其他人都没有哭我该哭泣吗？
未满十岁的我第一次面对死亡，手足无措。大人们忙着自己的事，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或许我应当像电视里那样，穿着黑色的衣服，打着黑色的雨伞，跪在坟墓前哭泣。然而我看不见那片泥泞的地，它在哪里。
那时的我突然间十分想念我的奶奶。作为支撑这个家的女人，重要的女人，我的奶奶。在她走了以后，身后的老房子已然不成样子，笼罩在巨大的隐喻中，即将坍塌。
他们回来后没过几天，在饭后晴朗的院落里，我的父亲和叔叔起了争执。我的爷爷一直坐在旁边，保持沉默，眼睛盯着衣服上的扣子，一点也不像他们的父亲。我听到叔叔一直在提一个词：分家。什么叫分家?分家以后大家就不再是一家人了吗?不再是一家人了，我又该喊他们什么呢?叔叔还是只能叫叔叔，婶婶也还是婶婶，哥哥妹妹不会变成姐姐。一切都不会变。那么，分家，就分家吧。
我站在院子里的丝瓜藤旁，低头抚摸弯曲的藤蔓，努力不去听到他们的争吵，那争吵里充斥着有关钱的暗示。我依稀记起在我的小时候，在距离奶奶的死不远的时候，在很多个春天和夏天，在我的奶奶还能够对我微笑的时候，丝瓜藤上的小丝瓜被她摘下来，洗干净，又从鸡窝里小心翼翼摸出一个余温犹存的鸡蛋，给我做丝瓜蛋汤喝。那汤我喝了好多年，一直到现在，从未厌倦。还有金黄色的丝瓜花，奶奶从不许我摘它，因为它们都会变成小丝瓜。我只是蹲在那里，小心吹去花蕊里的蚂蚁。在卫生所打完退烧针以后，奶奶背着我回来，经过那藤丝瓜。奶奶弯着腰，双手护着背上的我，还勾着装药的小袋子。地上泥泞，又是十分陡峭的斜坡，奶奶走得很艰难。我也紧张地伏着，不敢喘气。然而我却依然要她背：生病了，一切就仿佛变得理所当然。
那么我呢?在奶奶生病的时候，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时候，我甚至没能让她见我最后一面，甚至没能叫她最后一声奶奶。在大家都站着，礼貌地站着，无关地站在她床前的时候，他们站着，等待那一刻消失，像商店里死掉了的一排服装。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在你旁边的，奶奶，作为你最疼爱的孙女，甚过你长孙的我，应该是由我握住你的手：你松弛的手始终温暖，你的表情是玫瑰色的，在你每天都越过的时刻前，永远停住，白发在烟雾里飘向永恒。
站在丝瓜藤旁的我，终于莫名地，后知后觉地哭了起来。哭声盖过大人们的争吵。在我强烈悲恸的哭声中，爷爷终于说话了，他慢慢说：你们都不要吵了，要分就分吧，我一个人弄饭吃。别吓着孩子了。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城市。
然后，爷爷与叔叔他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却开始了不在一起吃饭的生活。爷爷生火，爷爷做饭，爷爷一天只做一顿饭，爷爷蹲在厨房里，一个人吃凉掉的饭。
然后，过年的时候，全家罕见地围在一起吃团年饭。爷爷多放上一副碗筷，说那是给奶奶的。过年了，奶奶也要回来，这才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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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愿相信人死后便灰飞烟灭，鬼神之说都是无稽之谈。那样，她便安心，看不到现在的一切，也少心寒。然而，我分明看到，在这尘埃遍地的老房子里，她还在。她看着她的家人，保护着他们。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她一直在宽恕着。她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透过蒙尘的玻璃看着我，温柔地，轻轻叹息。
再一次，我被挡在那片泥地之外。“太泥了，你待在外面，我们马上就出来。”母亲对我说，同时吃力地套上高筒胶鞋。我看见我不允许涉足的小小坟冢，荒草仳离，满目凄凉。“我看见了奶奶。”我说。“别说胡话。”她瞥了我一眼，穿好胶鞋，走了进去。
我的确看见了奶奶。就在那个寒冷的晚上，我披了衣服离开西厢，轻手轻脚地来到了院子里。我的奶奶穿着一件金黄色的衣裳，站在一棵丝瓜下，满脸都是雨水。我朝她走过去，她突然冲着我笑了一下，然后就在树丛里消失了。
我看到了从坟地走出来的大人们。他们腿脚上都挂着露水，他们步子沉重，那眼神却分明告诉我说：生活还在继续，我们无能为力。
我还看到了一个无法说明的秘密。它是一棵丝瓜，阳光灿烂的中午，爷爷在藤下晾晒着衣服；有时，它是倒映在水杯中的一轮弯月，我的爷爷长久地注视着它，默默无言，在无声无息的夜色中守候着黎明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