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地名叫得好———长乐，吉祥喜气的字眼。我在长乐呆过四年———教书。

　　长乐完小的北边，是一道长堤，把长江中下游的浪涛拒绝在五百米开外。堤内的圩地，平缓伸展，略无起伏；这样的地势适宜旱作。麦苗的碧绿，油菜花的金黄，棉花的白色绽放，是我眼中经常变幻的风景。

　　那时，长乐完小规模不大，三百来学生，十来位教师。教师大部分来自本村或周边，他们早去晚归，不住校；住校的只有两位年轻教师，我是其中之一。学校还有一位工友，是个年过花甲的老大爷，却身板硬朗，手脚灵便，挑水，种菜，劈柴，做饭，麻利得很。校舍较陈旧，砖瓦平房；北一排，东一排，像一把直角的尺子。操场四周植了好多梧桐树，有些年头，树干粗壮，疤痕印体，像长了大块的牛皮癣。紧挨学校的南墙，是一条机耕路，行人，自行车，平板车，常来常往；偶尔，有一台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开过来，或者开过去，丢一缕黑烟。再过去，有一条模仿长江走向的水道，当地人称之为“夹江”。“夹江”不宽，两岸延绵着新旧高低的民居，或瓦房，或草屋。

　　我在长乐教书，一位同学曾给我写信，结尾说：长乐，祝你常乐！其实，我那时并不怎么快乐。我承认，我不具备一个好老师的潜质，我缺少温柔和耐心。那些低年级学生的作业本，常常邋里邋遢；字，老是东倒西歪。一次上课，有个孩子要尿尿，情急之下竟脱口管我叫“大大”，引起全班哄堂大笑。这些头痛的事，使我恹恹的，日久，那个沉在心底的念头就愈加明朗起来。

　　中考时，为了“捞现的”，也因为家贫，便选择上中专，但上大学的梦想却一直在心底蛰伏着，不时冒出苗头来。我想对口考大学，但英语却让我作难。初中时，我们只学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现在差不多全忘了，以至常常将英文字母读成汉语拼音。为了学英语，我特意在一个星期天坐车到安庆，花八十元钱，买回一台袖珍型录放机，又借来英语磁带和英语课本。可是，磁带放出来的声音，让我云里雾里，无异于听天语，更别说与课本上的英语单词对应起来了。无奈之下，只得作罢。从此收起考大学的念头，一门心思去教书。

　　小学教师，尤其是农村小学教师，工作量非常大，一周二十几节课是常有的事。上课，下课，喝水，跑厕所，脚不沾灰。但那时年轻，精力旺盛，不觉其累，反觉得很充实。难耐的是放晚学后，学生像鸟儿纷纷飞走了，附近的教师也回家了，偌大的学校顿时冷清下来，心里便跟着空空落落。那时，乡下的业余生活很贫乏。我不愿意打麻将，不愿意“斗地主”；没有歌厅进，更没有电脑玩。晚上，完成作业批改和备课以后，我就用那台耗去两个月工资的录放机放流行歌曲听，或者拿出在师范读书时抄录的歌集来唱。那本集子，是班上同学临近毕业时抄的，你一首，我一曲，权作毕业赠言。唱着这些歌曲，我就仿佛回到学生时代；看着那些字体各异的墨迹时，眼前便闪现出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孔来。

　　学校附近的乡亲对我们很友善。记得有段时间，电视里天天晚上播放连续剧《霍元甲》，我和同事便到附近人家去看。那时电视远不像现在普及，条件好点的人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无论到哪一家，主人都很客气，热情地为我们搬凳子，倒茶水；有时去得晚了，还坚持起身为我们让座。平日，我们在“夹江”堤上走过的时候，熟识的人都亲切地叫我们“老师”，喊我们进去“坐一会”，或是“在这里吃饭”。逢年过节，本校的同事和一些学生家长，还常常邀请我们去家中做客，盛情款待。这些，让曾经一度迷惘的我，倍感亲切和温暖，渐渐淡化了孤独、不安、思乡的心绪。

　　一瞬间，四年过去了，我调往另一所学校；又两年，我离开了教育行业，来到现在居住的城市。今天，奔波在中年路途中的我，蓦然想起长乐，心里便涌起一股无法割舍的情愫。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那所破落的校舍也许早就拆了，重建了，那条土质机耕路也许早就拓宽了，跑上汽车了。但无论时间多么久远，天地间有些东西注定不会消逝。二十年前，那里的阳光温暖过我，那里的水土养育过我，那里的人们善待过我；今天，那一方天空一定还在，那一片热土一定还在，长乐也一定还在。

　　站在时空隔开的此端，诚祝长乐的人们一切安好，永远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