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又称门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1]也即一个家庭当中的风气。家风是给家中后人树立的价值准则。

家风的黑板报

家风特点

传统家风特点

1、榜样性

家风作为一个家庭或家族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它的提出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典范作用，亦即“榜样性”。中国古代传统家庭往往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宗族之中，日常行为受到族约的限制。族约的制定通常是由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辈商讨所得，里面蕴含了这些长辈日久经年的为人处世哲学，也兼顾了社会风潮和公平正义。这样的族约无论是否以文字的形式出现，都有很强的“法规”性，家族内部成员出于对长辈的尊重和信任，会无条件地执行并延续下去。

然而，族约制定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因为族内优秀成员的诞生而改变；亦或是家族优秀成员诞生后再定立传世的家规、家训。

比如，司马光著《家范》，就是家族内优秀成员诞生而改变族约的例子。司马光其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其父司马池官拜兵部侍郎、天章阁侍制（天章阁属于翰林学士院，侍制是皇帝的藏书阁顾问。），这样世代簪缨的诗书之家，定有家规、家训。司马光成为司马氏一族的代表人物后，撰写《家范》，系统地阐述了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个人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至此，《家范》中的思想便成为了司马氏的家风。

再如，山东诸城东武刘氏家族，就是家族优秀成员诞生后再定立传世的家规、家训。刘氏家族原本乡里布衣，世代为农，是移民到山东的新家族。刘必显是家中第一个进士，官拜户部广西司员外郎，晚年辞官归故里，致力于子孙的教育，立下了“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事从简”的家训。

自清顺治年间刘必显中进士算起，至道光末年为止的近200年里，刘家连续7代，先后科考得中198人，其中进士共计5世11 人，举人共计6世35人，七品以上的官员73位，出任知县、知府、道台、学政、布政使、巡抚、总督、尚书直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者皆有，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刘统勋、刘墉父子。

2、社会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的存在必须是与社会风潮相适应的。自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格外推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为“八德”。“八德”作为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家风之中。

在宋代，程朱理学兴起、社会的变革动荡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入侵并未动摇百姓对封建思想的信仰，反而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在“八德”的基础上延伸出“烈”这一品格。故而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这样的家风在社会上普及。到了明代，阳明心学引领风气之先，“知行合一”的思想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依然有指导意义。由此可见，家风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在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下，家风可能被重新厘定。[1]

3、传承性

“世代相传”和“生活作风”是家风的两个重要标签，家风的传承性很大程度体现在生活作风上。生活作风可以分为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并不能完全割裂开。价值认同是生活方式的思想指引，生活方式是价值认同的表现形式。价值认同是家风得以传承的基础，家族的世世代代都认同祖先的价值观，才会践行那样的生活方式。

比如，清正廉洁是一种价值观，而勤俭持家便是这种价值观在生活方式上的体现。当然，许多家风、家训并不会将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区分得非常清楚，因为简单明确的表达更利于流传。这种简单明确还体现在对典籍的高度概括上，往往几个字就浓缩了一个思想或一种道理；同时又必须是接地气的表达，因为家族中文化程度不同，若写得艰深拗口，则不易流传。

新时代家风特点

1、形成过程

20世纪早期，《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持续近8年，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场运动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发起，并在思想上迅速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宣扬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尽管这场运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方面存在形式主义和狭隘性，但其形成的社会思潮影响深远。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家风建立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从原有的以儒家文化、中国古代为人处世之道为基础，变成了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教育学为基础，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书信或文稿。

新时代家风分为两类：一类以梁启超、傅雷等著名学者为代表，一类以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个时代的优秀共产党人为代表。

2、家风特点

吸纳性

以著名学者为代表的这一类家庭，他们的家风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是因为他们在教育子女方面的突出成就。梁启超有子女9人，个个都是栋梁之材，被誉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傅雷有2个儿子，一个是著名钢琴大师，一个是英语特级教师；扬州吴氏家族，一门四杰，两名院士，一名剧作、教育、文学家，一名医学、生物学家。

他们的家风具有很强的吸纳性，表现为：一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这些家庭都是“诗书传家”，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他们在家风、家教的问题上，并没有因为西方思想的传入而摒弃传统文化；二是对西方科学的吸纳，他们在子女的教育上都没有拘泥于中国传统学问，而是让他们走出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教会了子女爱国报国；对先进科学的接纳，促成了子女立业成材。

创造性

新时代家风的创造性主要表现为“红色家风”的诞生和发展。

红色家风：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个时代的优秀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家庭风尚，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和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家风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著名学者类。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家庭成员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血缘和情感是家庭关系维系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有“中国化”的问题，红色家风的诞生和发展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产物，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红色家风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下长大，传统文化植根于他们的价值观之中。

其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将其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创造性的发展。

再次，通过对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批判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以爱党爱国、坚定信仰、忠贞不渝、严守纪律、清正廉洁、律己律家为内核的红色家风。

红色家风在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周恩来同志拟定过“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为亲人定下了“三不准”，习仲勋同志教育子女要“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等。

创新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新时代家风创新性的来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家庭培养的不仅仅是继承者，更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员的家风建设也从家庭层面上升到政党建设和国家层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制度，更是从根本上对党员的家风建设进行了规范。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曾像今天这样注重家风建设，家风与政风、党风一起构成了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

先进性是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进性是共产党千锤百炼的优秀品格，是人民拥护共产党的根本依据。因此，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在群众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自家小事、私事，它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良好的家风为社会树立正面的榜样，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反之，则对社会产生负面作用，损坏党和政府的声誉，破坏党群关系，使党风受到影响。

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好，则族风好、民风好、国风好。社会风气正，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助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软实力。

家庭是社会中最古老、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重视家庭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的问题。“家之兴替，在于礼义，不在于富贵贫贱”，给一个家庭留下正确的价值观、财富观、生活方式，往往比留下金钱权利更为重要。

重视家庭建设应该是抽出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树立怎样的家风、制定怎样的家训，与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甚至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沟通，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

家风潜移默化的作用力无穷，营造良好的家风，才能推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