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我国古代已有之，在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样的。

法制黑板报版面

法治与法制

法治与法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实行法治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区别在于：法制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治则相对于人治；法制内涵是指法律及相关制度，法治内涵则相对于人治的治国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制一词，中外古今用法不一，涵义也不尽相同，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①泛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法律既包括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出现的成文法，如宪法、法律和各种法规,也包括经国家机关认可的不成文法,如习惯法和判例法等。制度指依法建立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制度。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属于这一类。②特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法制与民主政治联系密切，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证,只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办事，以确立一种正常的法律秩序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法制国家。

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命有司，修法制"《礼记·月令篇》,其中的“法制”是指设范立制,使人们有所遵循的意思。古代法家著作中,也有“法制”一词。《管子·法禁》上写道：“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商君书·君臣》上写道：“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韩非也有“明法制，去私恩”的说法。所有这些，虽然都把“法制”与依法治理联系在一起，但还不是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法制。中国古时的“法制”，说到底只是一种“王制”。同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与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法治”的内涵是一致的。如英国哲学家J.洛克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政府论两篇》）。美国政论家T.潘恩（1737～1809）也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常识》）。其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这种主张对于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确立和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起了很大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带有明显的法律至上的色彩，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实行法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它们总是把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结合起来进行统治的（见资本主义法制）。

法治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法制上。与法治相比，法制侧重在法律的使用上。但如果仅就法律的目的而言，法治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平台和框架，但法制的实质仍然不能摆脱政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信念。法制是指当权者按照法律治理国家，但这些法律不一定是由普通公民组成的立法部门制订的。法治下，行政部门的职责只是执行该等法律，并且受该等法律拘束。因此法制和法治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法律是否拘束人民，而是在于行政、立法、司法这些政府权力是否也和人民一样，受到法律的拘束和控制。法治的内涵，与其说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毋宁更侧重于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拘束，否则法治即与法制难以区分。对于社会上常见的违法或脱序现象，尤其是以激烈、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手段向政府争取权利的行为，政府官员常常会呼吁和要求人民“守法”以尊重“法治”。这其实是将法治的意义误解和窄化为法制。法制的结果可能会出现政府用法律的形式压制民众。

宪政是一种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的理念和政治实践。法治是宪政的核心价值观。反之，在法制下没有可能实现宪政。法制与民主没有直接联系。但对法治的为寻求公正提供框架的概念的扩展则包含了在法理上承认基本人权的含义，这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而法制则与人权没有关系。因此，在只有法制而没有法治的国家，人权和民主都不能获得保障。

法治与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法制与资本主义法制不同，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可能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民主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制与法律秩序关系极为密切。法律秩序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它必须以实行法制为前提，而法律秩序的建立则是实行法制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