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在用词方面往往不同于现代汉语，它代表了一个故事或者典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木兰诗中的成语相关内容，欢迎阅读。
木兰诗其中蕴含的成语
[扑朔迷离]
出自《木兰诗》 雄兔脚扑朔 , 雌兔眼迷离 解释： 指难辨兔的雌雄。形容事情错综复杂，难以辨别清楚。
造句：敌军始终扑朔迷离，不知我军主力所在。
侦探小说中扑朔迷离的情节�梦乙煌肺硭耆橇巳绾嗡伎肌�
[磨刀霍霍]
解释： 原意用力磨刀，发出霍霍声响。常用来形容为做好某一件事而提前做充分的准备、跃跃欲试的样子。也形容敌人在行动前频繁活动。
出处 《乐府诗集·木兰诗》：“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造句：这路敌人磨刀霍霍,马上就要行动了。
延伸阅读：木兰的时代
《木兰诗》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可汗”“天子”混用。古代注家，多认为可汗、天子为两人。当代主张《木兰诗》作于唐代的学者也赞同此说，认为天子指隋、唐皇帝，而可汗指受其指挥的突厥或吐谷浑部落首领，中国皇帝指挥得动可汗，只在隋、唐才有可能，故这被当成此诗作于唐代的一个证据。主张《木兰诗》为北朝民歌的学者，则认为可汗、天子应为同一个人，反映了北朝之时异族当皇帝的情形；但对可汗、天子为何不该视为两人，是否有史料证明北朝皇帝天子、可汗并用，则未见有说服力的说明。
从语气上看，可汗、天子当属同一皇帝的不同称呼。“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由“天子坐明堂”而策勋、赏赐，由策勋、赏赐而“可汗问所欲”，语气连贯，中无转折，问所欲的可汗也当是坐明堂的的天子。若把可汗当成突厥或吐谷浑部落首领，有三点不妥之处：第一，诗中描述木兰家族生活在集市繁忙的黄河以南，居城郭，住楼阁，杀猪羊，理红妆，着裳衣，贴花黄，称北方敌人为“胡”，诸如此类，都反映了木兰家族该属汉族或完全汉化的少数民族，而不可能是居住在北漠、汉化程度相当低的突厥、吐谷浑族人；第二，“尚书郎”未必是特指，突厥、吐谷浑的可汗显然是无权封绶的，只有天子才有可能；第三，“尚书郎”这种称呼，只见于隋以前。《历代职官表》引《通典》说：“（隋文帝）开皇三年置员外郎，今尚书员外郎自此始，以前皆谓之尚书郎，或谓之侍郎。”若此诗作于唐、叙隋唐事，就不可能用已过时的官称。杜诗说“老儒不用尚书郎”，《杜诗镜铨》就注说这是用《木兰诗》的成语（老杜在《兵车行》“耶娘妻子走相送”之下自注云：“古乐府云：‘不闻耶娘哭子声，但闻黄河之水流溅溅。’”可见杜诗的确受到《木兰诗》影响。）
既然可汗、天子指的是同一个人，那就只能是由可汗而变为天子的异族皇帝，这只见于拓跋鲜卑所建的北魏。有没有史料依据呢？1980年在大兴安岭发现了鲜卑石室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四月所刻的祝文〔９〕。这篇祝文，《魏书·礼记》曾有摘录，此次出土，始见其全貌。文中魏太武帝拓跋焘自称“天子臣焘”，对其先祖则称“皇祖先可寒”，天子与可汗（寒）混用，恰与《木兰诗》相映证。魏道武帝在公元386年（登国元年）建魏国，公元398年改号天兴，始称皇帝，自称天子当在这个时候。但民间可能仍习惯称可汗，只在正式的场合才按官方说法称天子。《木兰诗》在木兰与家人问答（“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以及与皇帝问答时都称可汗，而提及明堂大典时则改称天子，可以说正是这种由可汗变天子的过渡时期的反映。以后魏孝文帝改制，实行全盘汉化，禁用鲜卑语，可汗之称，想必无人敢再用。这首诗，该是作于魏道武帝与孝文帝之间的七、八十年间。
当时北魏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北方的蠕蠕（柔然）。就在这七、八十年间，双方发生了多次战争，正史（《魏书》卷一零三、《北史》卷九十八）上查得到的，就有二十次：天兴五年（402年）、天赐三年（406年）、永兴元年（409年）、二年（410年）、神瑞元年（414年）、始光元年（424年）、二年（425年）、神〔上鹿下加〕元年（428年）、二年（429年）、太延二年（436年）、四年（438年）、五年（439年）、真君四年（443年）、五年（444年）、十年（449年）两次、太安四年（458年）、和平五年（464年）、皇兴四年（470年）、太和十六年（492年）。其间为正史所不载的边境上的摩擦想必更多。《木兰诗》所述的行军路线包括黑山、燕山，这两个地点究竟在哪里，说法不一，有的说在河北，有的说在蒙古，但不管是在河北还是蒙古，都在当时的蠕蠕境内，可见此诗是以北魏与蠕蠕的作战为背景的。也正因为战争如此频繁，需要长期守边、征战，木兰才会一去十二年。（齐天举说：“到延和三年（公元434年），北魏即与蠕蠕和亲。此后至公元449年以前两国间并无战争。”不确。）
认为《木兰诗》作于唐代的学者的一个依据，是“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乃府兵制的写照，而这个制度，备于隋、唐。其实隋唐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只实行于汉人居住区，从未实行于突厥、吐谷浑，说《木兰诗》反映了隋唐府兵制，正与说木兰属突厥、吐谷浑部落相矛盾。府兵制的关键，在于从军者自备兵器，倒不在于自备鞍马。府兵制起自西魏、后周，“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北史·李弼等传附录》）只说兵器，并未说到马。唐代的府兵制制定得非常详细，不仅要自备甲胄、兵器，还要自备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至于马，则是“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新唐书·兵志》）十人六马，也并非人人必备。再来看《木兰诗》的描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不厌其烦反复叙说，却全都说的是备马，无一句说及自备兵器。因此光凭市鞍马，不能断定就是府兵。所谓“南船北马”，当时北方人出远门，马为必备，何况是从军。西魏、后周的府兵制未规定备马，想必就是认为在北方从军备马是理所当然的事，无需硬性规定。以后的隋、唐府兵制实行于全国，才需要规定备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