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是日本最后的武士，在反慕运动中，西乡隆盛可以说一手推进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但是在幕府倒下之后，自己赖以生存的武士阶层也面临淘汰，这是西乡隆盛所不愿意看到的，叛变之后本因为被日本人唾弃，但是你会发现，歌颂西乡隆盛的人占绝大多数，令不少国人不解。

西乡隆盛出生于一个濒临破产的下级武士阶层，长期担任第几官吏，所以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幕府末期的zz腐朽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才会走上矢志改革的道路，一手促进了明治维新，但是自己所期待的明治政府幻想破灭。本以为打倒幕府人民就可以翻身，但是明治政府废除原有土地政策，对人民的压榨比幕府更加严重，使人民不禁怀念幕府时代的生活。

西乡隆盛虽然在反慕运动之后身居高位，但是因zz失败，被排挤出zz核心，不得已辞退明治政府的职务，返回鹿儿岛，设立私学校，大兴教育，传扬武士道，用非武力的方式传播自己zz理念，并且开始武装结社。由于西乡隆盛的地位和声望，私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都不向东京上缴税金，也抵制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但随着明治政府的调查，推进了西南战争的发展。

西乡隆盛的私学校开始招兵，被称为萨(摩)军，随即开始攻打九州的核心——熊本，但是由于没有攻城的武器，再加上明治政府的增援，使得西乡隆盛不得不转移目标。但是由于西乡隆盛的萨军没有优良的武器，在多次转移目标之后依旧失败，最后在吉次之战大败，并且被政府军团团包围，促使西乡隆盛最后切腹自尽，并且命手下砍掉了头颅。

由鹿儿岛士族发动的“西南战争”至此划上句号，其历时两百天，影响达于整个九州，导致政府军6800人阵亡，9000余人负伤；萨军也有多达6500余人战死。作为近代日本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场内战，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两种不同zz观点——即建立以武士为核心的天皇制国家还是以近代政府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冲突。而西乡隆盛自尽之时，也被视为武士时代的终结。

西乡隆盛在当时被定为“叛逆”，但依旧被人们视为武士道精神的典型，后来明治政府在1893年为他恢复名誉。而他的政敌大久保利通则被认为是老奸巨猾之徒——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在东京被崇拜西乡的武士刺死。

当然，人们对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的表现也充满了疑惑，这样一个以“忠君”自况的人，为何会公然举兵对抗中央？他在“西南战争”中的表现也令人诧异。据西乡隆盛的亲兵回忆，除了战死时，他极少亲临沙场。即使两军交锋正酣，他对打猎的兴趣也远胜于战斗本身。对胜利或失败，他不置可否；举兵后，他辗转不定、行踪飘忽。

如果以上属实，那么至少可以这样说，西乡隆盛并非叛乱的实际指挥者，他只是在刻意寻求死亡，并且在万念俱灰之后，在一场毫无希望的挣扎中领导了一支孤注一掷的军队。他在鹿儿岛太有人气，太有威信，太有魅力——作为偶像，西乡是叛军需要的，而且他也乐意这样做。无论今天怎样评说，至少对战死沙场一事，西乡本人称得上无怨无悔。

位于东京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铜像，西乡生前不喜摄影，因此雕塑家只能通过其亲属和后人的描述还原其相貌。也正是因此，在雕塑落成时，其遗孀曾表示：“我丈夫根本不是这个样子。”至今，他的铜像仍树立在东京上野公园，受到公众的缅怀与敬仰，碑文评价他为“代表日本的伟人”，而发动叛乱的事实则被一笔带过；但同时，日本人的感情又是复杂的，民间始终存在这样一种说法，之所以供奉西乡隆盛的铜像，是为了防止他的怨灵返回人间作祟。

而对西乡的态度也充当了日本民族精神的写照，人们怀缅他，是因为他始终恪守武士的信条，忠诚、单纯、粗犷且坚定——这种精神象征着近代日本；人们又之所以保持距离，也源于他的武士身份，他好斗、顽固且抵制现代文明，这些带来了他的死亡，也在1945年给旧日本帝国带来了毁灭。或许可以套用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的看法，这种矛盾心态实际是保守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的进退两难，没有它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