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怀念八十年代的文字在网络刷屏。
九零后和只有物欲没有精神的中老年人，误以为“精神中国”一直是今天这幅长相。
ldquo;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是教科书上的一个伪命题。
前不说盛唐雄风大宋精魂，后不说民国风骨，单是我朝光辉照耀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精神中国就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亮点。
八十年代是红色中国最有希望的时代，精气神不但领先前三十年，也一样把后三十年远远抛在后边。
高屋建瓴式总结很多大师已经做了，这里只回顾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实实在在往事，给那个时代添些丰满的细节。
在省城求学的第二年，我奉师命去英山县人民医院办事，下午回程时误了最后一趟班车，得在县城留宿一晚。
那时没有私人旅馆，只有英山县招待所，每晚住宿费1元人民币。
可我口袋里除了去省城的车票钱外，只剩下5毛钱，只够早晚餐买几个馒头充饥。
那时正值严打前夜，返城知青对治安构成严峻挑战，一个学生露宿街头等于找打。
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
人急则智生，我突然想起了英山县卫生局，心想我是医学生，又是来县医院办事，想找一扇方便之门最好去卫生局。
靠陌生人的指引，我在下班前一刻钟来到了卫生局办公室，一个相貌和谒的中年人接待了我。
那时的飞骏很腼腆，说明来意时不但怯生生而且结结巴巴。
中年人好不容易才明白我是个医学生，想在这里找张床免费住一晚。
中年人要看我的学生证，可那天学生证没带身上。
因为童少年时期高度营养不良，18岁的飞骏看上去只有初小个头，一点也不象高考上榜吃上商品粮的学生。
中年人审视了我两眼，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本来就腼腆如小姑娘的我满脸通红，说话的声音更低更结巴了，神情左看右看都像个小偷。
那时城镇小偷又特别多。
中年人没有再问，也没赶我出门，而是带我来到二楼的一间客房，里面摆着四张铺盖俱全的空床。
那时的党政单位都备有接待外来干部住宿的床铺。
中年人下楼后，我躺在温暖松软的床铺上，心中那个狂喜啊非语言所能形容。
狂喜之后是感动得一蹋糊涂，世间怎么有这么好的单位这么好的人啊！
突然想起自己连感谢的话也没说一句，忍不住狠狠煽了自己两耳光，嘴巴怎么这么笨啊！
半个小时后，中年人又来了，左手一大盘米饭右手一碗热菜：
ldquo;今天单位没来客人，将就吃顿便饭吧，年轻人出外别饿坏身子。”
我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可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忘记了伸手去接饭菜。
中年人自个把饭菜放在靠窗的一张办公桌上，出门时还嘱咐我趁热吃掉。
哽在喉咙里的“谢谢”二字依旧没说出口，又狠狠煽了自己两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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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的次年，故乡县举办招收乡干考试。除了待业在家的干部子弟外，飞骏的几个出身贫困农家的高中同学也考加了考试。
那年月很多官吏子女在家待业。
那几个高中同学虽然高考落榜，但在班上成绩也一直位列前十名。上大学差几分，应付乡干考试应该很有胜算。
但乡干招考不同于高考！除了考“学问”外还要考“关系”。
那次乡干考试在老家很受关注，出榜前乡民都认定我的几个高中同学肯定没戏，无钱无势又不会走后门，能竞争过背景红后台硬的官家子弟？
招考出榜后，结果不但出乎多数乡民意料，也出乎飞骏的意料：故乡的那个区，榜上有名的几位居然全是我的几位高中同学，官家子弟一个也没有！
接下来的一年，区里又举办了一次招收民师考试。
我们村有一个录取名额，参考者有三位，两位是村干部子弟；一位是我的高中同学，不但无钱无势，还和飞骏一样腼腆说句话都脸红。
村民都认定高中同学没戏！
结果一样出乎所有人意料：高中同学录取了，两位村干子弟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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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
女人追求知识才华时，社会阳光进取；女人追求权钱时，社会阴暗堕落。
八十年代的知识女性和今天不一样，在权钱和才华之间作出选择时，多数偏向了才华。
那时的官家子弟找对象比大学生难得多。
八十年代的县城职业女性很少，长相也没今天靓，好看的职业女青年主要集中在县医院。
大院里的官家子弟，有事无事都爱好去县医院打转。
可他们一个护士也没勾到。
医院的护士不但远离他们，言谈中还满脸的鄙夷。
她们多嫁给了科班出身的青年，丈夫多是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
故乡区卫生院有一个青年医生，长得帅气如小生唐国强又多才多艺。
他去县医院进修期间，对公认的院花一见钟情。
可他只能把那份深爱藏在心底，因为他的位置太绝望了。
院花不但秀外慧中，还出身名门，追求的官家子弟足有一个加强连。
男青年进修期满回到卫生院后，有一天的周末听到敲门声，开门的第一感觉是怀疑自己在做梦：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朝思梦想的院花！
院花对他也一见钟情，女孩家没勇气先说那个爱字，最后熬不过相思主动找上门来了。
那年月没手机没网络，找人也只能做不速之客。
一年后他俩结了婚，费用都是女孩家买的单。男青年家徒四壁怎一个穷字了得。
婚后男人不但进了城，还上升为中医院外科主任，是全县公认的第一外科权威。
今天他俩依旧很恩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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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飞骏爱好写诗，并且写得小有名气。
八十年代的文化馆是炙手可热的单位，名气比组织部还牛，在文化馆工作的人走出去满身是光。
因为写诗的缘故，飞骏也常进出文化馆。
文化馆有一个权威笔杆袁先生，连县委书记也奉为座上宾，春节期间倒过来给他拜年。
飞骏感兴趣的不是他的文章，而是他进文化馆的方式。
他是一个农民，八十年代初还在起早贪黑修地球。
改革开放后在省刊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
那时在省刊上发文能一夜成名故乡知。
英山县农民姜天明因为发表短篇小说《第九个售货亭》，比旧中国科举及第还风光百倍。
有天袁先生正在自留地里耕田，看到几位干部穿着的人在村长陪同下来到了田头。
他在村长召唤下放下木犁，赤着双脚来到几位干部面前。
打头的那位干部紧紧握住袁先生的双手，一口一个老师热情可鞠。
这是袁先生第一次听人称他为老师。
村长吩咐袁先生去水沟里洗静脚上的污泥，随来访的干部进城一趟。耕牛和犁交给他带回。
随后袁先生赤脚上了停在不远处机耕道上的一辆吉普车。
这是袁先生第一次乘车，先前只坐过拖拉机。
半个小时后袁先生来到了文化馆，被馆长带进一个铺盖和生活用具齐全的房间。
那是文化馆专门给他准备的宿舍。
袁先生就这样跳农门吃上国家饭了。
那年月真的认才不认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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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诗的名气越来越大，二十出头的飞骏没办理任何申报或备案手续，就自发组织了一个诗社，成员四百多人，来自鄂东十五县市。
那是鄂东最大的一个民间文化组织。
这个在今天注定要出事的妄动，八十年代却是自由的。
那时自发组织的文化社团如雨后春笋，都不用申报或备案的。
我不但组织了一个诗社，还出版了一个诗刊，事先也没履行任何申报或备案手续。第一期刻蜡纸油印，第二期四通打印，第三期就铅印了……
1987年元旦诗社召开成立大会那天，飞骏真的好感动。
在没有发出任何邀请的情况下，省、市、县文化部门，鄂东群艺馆，鄂东文联，《赤壁》编辑部……都自发派团队前来祝贺。
我没有买一根鞭炮，来现场庆贺的鞭炮声却响彻云霄。
不仅如此，第二天我去餐馆结帐头天的午餐费时，被告知已有人买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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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个阳光自信宽容任人唯才的时代！
往事今天听上去完全象天方夜谈，但却实实在在发生过。
二○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