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县城初级中学就读，全县的最高学府。
学校位于县城之东，后临一条很窄的小巷，往下是澧水。白天，开小差的学生可以听到小巷行人的脚步，巷里行人也可驻足静听老师讲课。夜晚，万籁俱寂，整个县城一片宁静，只有负责报时的更夫每隔一个时辰便铛、铛、铛地在巷里打更，提醒不知时钟的人们现是何时。这个古老而朴实的习俗恐怕从建县城起就开始沿用了。
校门前一片稻田，感觉望不到边。令我至今不忘的是田中的茅草屋、池塘和柳树。茅草屋似乎没人居住，至少是我没见有人住，空荡荡的。池塘就在屋门口，正方形，四季碧绿，唯一的那棵柳树扎根在靠近茅屋的塘坎上，枝条倒悬，如羽如絮。在这么广阔的农田中，嵌着这样一个水面如镜的小池塘，立着这样一棵独一无二的柳树，再配上那原始古朴的茅屋，这是怎样的意境啊！“如诗如画”，不过如此吧！
校门口是一块类似椭圆形的空地，师生出入的埸所。晚饭后至晚自习的一段空闲时间，这里换成与教书育人毫不相干的另类埸景：一字排开的小贩们摆好摊子卖吃货（小吃），都这样：坐在小板凳上，前面摆放簸箕（或其它）。有炒花生，约两角四分钱一斤；炒包米、炒蚕豆，用小酒杯或小竹筒做容器，一分或两分钱一杯。论个卖的有芝麻饼、敲敲糖、糯米糍粑等。糍粑边煎边卖，卖主是位妇女，我还有点印象。她自始至终只用一块肥肉做油，不粘锅。
校舍为两层，大多是木质框架。从大门往里，一条鹅卵石铺成的林荫大道直通主楼，曲径回廊连结着前后左右。几个大天井凉气爽人，各不相同。最具特色的要算前面走廊旁的两个长方形大天井。几乎齐沿的深绿色水面上铺满了水壶莲，叶园肥嫩、挨挨挤挤。下雨天，大大小小的雨点，敲打在叶面上，溅出朵朵水花，非常好看。
为了全校师生的一日三餐，工友们异常忙碌。那时，各项设施都很简陋，没有自来水，由工友们从澧水担上坡。我们总是看到三三两两的工友挑着满满的一担水，“哼哟，哼哟”的行走在这条崎岖不平的上坡路上。晴天倒还好，下雨下雪可真苦了他们。
饭堂、宿舍备有大木桶贮水。每日，天刚麻麻亮，同学们尚在睡梦之中，朦朦胧胧听到工友们急促的脚步声，他们要赶在学生们起床前将洗脸用的热水倒进大木桶，然后一瓢一瓢舀给每位同学。
一天三餐都是吃饭，曾有段时间学医院、机关，早餐吃馒头稀饭。同学们反映这样吃法老要上厕所，影响听课质量，才又改过来。按班级八个人一桌，两大钵菜，主要为和渣，南瓜、大白菜之类，一小钵小菜，以豆豉炒辣椒为主。饭用箩筐装着，随便盛，定期打牙祭。
约摸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改为吃钵仔饭。按各人自报的份量用不同规格的炖钵蒸成。不洗米，说是保持米中营养。我吃最小量，大约是十六两秤的五两，一个学期所有开支总共三十五元左右。
浴室和厨房相连，公用的脚盆，公用的小桶。人多时还要站在外面或浴室里等着某个快洗完的脚盆，无所谓卫生不卫生，更无细菌、病毒的概念，也不见有人传染上什么病。开始，同学们用小桶去厨房大热水锅提水，后来有所创新，在墙上打个洞，插上一节竹筒，热水从竹筒流就行了，省却了从厨房提水到浴室的力气和时间。
洗完澡之后，学生们或三三两两，或独自一人拿着面盆去澧水河洗衣服，这是一天最开心的时候。
澧水，虽然是一条很小的河流，但满河床的鹅卵石告诉我们，它已经相当年岁了。只要不下大雨，澧水就象我们这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一样纯净无瑕。洗罢归来，同学们将衣服晾晒在操场边自己班级的篾绳上。绝对不用担心有人偷，因为那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代。至于有没有虫爬蚁咬，可真没人想过，卫生常识和现代初中生相比，实在不敢恭维。
除了上课之外，我们女生还多一层领导——女生指导员。我印象中，都由教体育的李老师担任。据说李老师运动员出身，看那一身打扮确实像：男老师样的西装头、制服，夏天常常穿着西装短裤、短袜球鞋。李老师非常负责任，几乎每晚就寝铃一响，准时来到宿舍，向同学们交待一番。
这时的女生宿舍，全是木板床，上下铺，比起以前的“床”，不知好了多少倍：木板地上垫上被子，一铺紧挨着一铺，仅中间留下窄窄的过道供行走和放鞋之用，俗称“打地铺”。
学校“盛产”臭虫，记得姐姐在这里读书时，每次带回家的衣服必须放在门外，等用蒸笼蒸过之后洗干净才放入衣柜，到我仍然如此。有段时间，规定午休前十分钟一律捉臭虫。它们白天躲藏在床板缝里，晚上出来咬人。同学们常常被咬醒，肿起一个个小红疙瘩，手一摸一个。我们毕业的那年暑假开始撒药灭虫，往后的同学从此免受虫咬之苦。
冬天，寒气逼人，各班备有火盆，烧木炭取暖，值日生负责生火灭火。
从初一起，学校断断续续盖了好几栋新校舍，还征用了围墙左边的大片土地，用作新操场和种菜，伙食由此得到改善，那中间的小池塘还是我们去澧水河搬石头填平的。招生人数也从此直线上升，从我们这届的四个班，飚升到下届的八个，整整翻了一番。
学校有校医室、观察室。同学们小伤小病不用出校门，但大病可就麻烦了。那时整个县城就一个卫生院，连个兰尾手术都做不了。六十九班的一位男同学罹患此症，要送去180里远的常德市开刀。
学校同学，来自县内各地。近为县城及附近，他们是走读，也有个别为了省钱步行一个多小时的。远到三官司、江垭，一百多里路，想一天赶到就得两头黑。一到放假，各个方向的学生背着简单的行李，像脱缰的马，欢呼雀跃地奔向回家的路。我们后河一带的同学特多，好似一支失去首领的队伍，毫无秩序地往垭门关挺进。那一个个气喘吁吁爬垭门关的情景，我总觉得和课文《老山界》有些相似。
每年春秋两季效游，让同学们尽情放松一把。大都分成语文、动植物、图画等等若干小组，打着组旗，浩浩荡荡走向目的地。这是县城最壮观的游行大军，沿途村民无不驻足观看。我们去过修慈大公路时的团岩溪、羊角山、笔架山等地。中午没饭吃，由学校工友挑着番薯，粑粑准时送达。
全校师生集中活动的地方除了大操场，就是科学馆，各人拿着自己的小板凳按班入坐。据说这科学馆是前任校长刘金先老师投资兴建的，也为两层，楼上为男生宿舍。
那时的县中，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师生之间无不挂着微笑。课间活动多是跳集体舞，《找朋友》《兴安岭的大森林》就是那时时兴的舞曲。课余之后的校园，无论哪个角落，荡漾着欢快喜庆的歌曲“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这些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歌曲，今天想起倍感亲切。
还想说两个当时难堪，过后又觉有趣的小故事。
当年学苏联，用5分制，最低1分，没有0分。我们同年级不同班的一位聪明又调皮的同学，在一节几何课上被老师叫上黑板解题，也许老师发现他开了小差。这小子不会做就算了，却斗胆写上“不会做”三个字，气得老师脸色铁青，挥笔划上个大“0”，内面写上“懒”，同学们一个个忍不住掩嘴偷笑；我自己的相：曾有段时间，流行扑克热，我着了迷，课间十分钟也不放过。一天数学课，授课老师班主任。我和另一位同学，还有其它班的两位，打得忘了钟数，上课铃响了才急匆匆地喊报告进教室。老师十分生气，叫我俩站起来受他批评，说我们骄傲，自以为成绩好连课室纪律都可以不遵守。我生平第一次获此“殊荣”，“无地自容”是啥含义无需老师讲解。
全校文艺晚会上，刘邦益、田贵堂、徐建三位老师的小话剧《哥俩好》、七十五班的的黄梅戏《夫妻观灯》、七十一班的舞蹈《采茶扑蝶》、工友岳天戴的表演唱《太阳出来喜洋洋》，曾让师生员工交口称赞，大饱眼福。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这些并不遥远、自己亲身经历的过往，相比今天，仿佛已经很久很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