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天,我离开了复杂的电影圈,到美国进修。与其说是进修,不如说是疗伤。

　　 在美国一年半,我拍了一部港片《爱杀》。1981年夏回到台湾,文艺片已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新艺城式的喜剧片。英俊小生也没以前那么受欢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喜剧演员、硬底子演员、谐星,就算是文艺片的女生也要大展拳脚扮凶狠手辣状。我这个素来演爱情文艺大悲剧的演员,竟然也要戴起眼罩扮独眼龙,穿着高筒靴拿着长枪,一脸冷漠,学人家打打杀杀的。

　　 回到台湾的3年时间,我拍了14部戏。接触的工作人员很复杂,这些人也跟我在电影里一样,也在私下上演着真实人生的刀枪拳脚江湖片。

　　 在拍《慧眼识英雄》的第一天,现场出现一位笑容腼腆、个子矮小的男士,我和他攀谈了几句,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后来听说他是黑社会老大、是×老板,想找我拍戏。我看他腼腆像个好人,帮他拍了几部戏。他算是个讲道义的黑帮人士,并没有让我吃亏。

　　 台湾的交通很乱,有一次他坐我的车,旁边的车不守交通规则,我破口大骂,他反倒被我吓了一跳。又有一次大伙儿吃完晚饭,他建议我到狄斯角夜总会听歌,我虽然想去看看,但又担心那种场合会很乱,他腼腆地笑着说:“最乱的就在你身边,你还有什么好怕的?”说得也是。

　　 回台拍的几部戏,票房成绩都不错,于是我又成了抢手的演员。这对我来说却并不是件好事。许多黑社会老大都找上了门,我实在不想接他们的戏,却怎么推也推不掉。他们出手豪爽,而且所有条件都肯接受,如果不接的话,就等于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有一晚,一个黑道人士,背着一个旅行袋,里面装满了现款,250万台币堆满了我客厅的咖啡桌。等他走后,我拿到卧室,放进小保险箱里,却怎么都不能全部塞进去,只好拿出一部分放在抽屉里,等到隔天存入银行。

　　 朋友知道后为我捏了一把冷汗,说我太大胆了。我想也是,那时全家人都在美国,只有我一个人在台北,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可怎么得了……

　　 ———警察局对面,拍戏空当,我回我的小白车后座休息,秘书叶琳几次提醒我不要开后车厢。我觉得奇怪,没事我干吗开后车厢?原来制片在后面放了很多手枪。

　　 ———夜里,有一位制片开车载我和秘书叶琳到台中拍戏,要等到天亮才开始拍,拍完我的部分再接我到其他现场。因为太累了,倒在后座就呼呼大睡,忽然“嘭”的一声,大家吓了一跳,叶琳和制片转头看我,原来我滚到坐椅下了。我瞧见叶琳的脸色非常难看,说了声:“我没事!”又继续睡觉。到了天亮,下了车,叶琳在我耳边轻声告诉我为什么她脸色难看,因为她在前座的坐椅下摸到一把枪。

　　 ———天刚亮,我和尔冬升拍完夜戏,很累,经过田埂,看到一辆奔驰车陷在稻田里,许多人在想办法把它弄上来,我瞄了一眼也懒得理。片场小弟说那车是来接我们的,尔冬升马上钻进我的车,说他宁愿坐我的小破车也不愿意坐他们的奔驰车。在车上,尔冬升说,站在奔驰车旁那个男的,脸上表情冷冷的,眼神很凶。听说他叫×××,我按谐音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螺丝起子”。

　　 ———拍戏现场,化妆时间,有一位黑帮小弟,试探性地问我:“跑路的话,你会不会借钱给我?”我假装不知道什么叫跑路,旁边的人帮忙解释,我灵机一动:“呸!呸!呸!不要讲这种不吉利的话。”后来尔冬升跟我咬耳朵:“我刚才很替你紧张,不知道你会怎么说。还好你答得机智!”

　　 ———我们在椰如餐厅拍时装打斗片,一进餐厅就感觉气氛怪怪的,有一位强壮高大、头发鬈鬈、脸上有刀疤的男子,站在化妆桌旁,化妆师拉我到一边,告诉我他是我的贴身保镖,外号叫“小玫瑰”。真逗笑,这样的外形居然叫小玫瑰,我偏叫他“刀疤小玫瑰”。我们在餐厅门口拍摄,刀疤小玫瑰就坐在对面小巴上。拍到放枪的戏,枪声很响,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对面巴士跳出一个人用枪指着我们这个方向,反倒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小玫瑰以为这边有枪战。弄得我们啼笑皆非,却又忍着不敢笑。

　　 ———在阳明山拍夜戏,山上来了两个制片人。听说他们都带着武士刀,还以为会有血淋淋的事发生,幸好最后皆大欢喜。原来他们3部戏每天都分到8个小时。一天才24小时,那就表示我几天都别想睡觉。

　　 那个时候我一心想离开台湾这个是非圈,到香港发展。正好1984年导演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我一口答应了。从此以后,香港片约一部接一部,我就在香港待下了,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

　　 回想起当年黑社会在我身边的日子,能够全身而退,真是上天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