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马之梦》是一本由吕晓宇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利马之梦》读后感(一)：和皮斯科一样甘醇的《利马之梦》
从单读发布新书预告的时候就非常期待，作为一个西语专业在读的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也粗浅了解了繁杂丰富的拉美文化历史。
当然，谈到拉美历史必然绕不开它如同腥风血雨一般的zz变迁。国内相关著作的出版也都以译作为主，并且以拉美作家的角度看待的zz和社会问题也只是以“语言”为载体进行记录，或许不会让我们有更为深刻的感受。《利马之梦》中关于许多现场的记录，以及游行、选举这些离我们相距甚远的活动的描述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
在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拉美人最讨厌自己的一个词之一便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一点在晓宇的书中也得到了印证，无论我们多么无法理解的一切，诸如随时取消的活动、政要们的起起伏伏与明争暗斗，在拉美的土地上或许就是那么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
很长时间都难以静下心来读书，但翻开本书的第一页我却仿佛已陷入了秘鲁的魔力之中……对于一个普通的语言学生，如果有朝一日真的可以踏上那片美丽忧伤的土地，或许，我也会和作家一样，把自己的所见所感都记录下来。到了那时，这个世界发展的方向又会是什么样呢？
还是要再次表达对作家的这部作品的喜爱，一本想要推荐给所有对拉美zz或者西语国家文化感兴趣的朋友的书
《利马之梦》读后感(二)：年轻是常人良梦，但终有醒来照镜子的时候
惯性思维里，晓宇这样的90后名校博士是某种类型的“精英”，“第一梯队”青年才俊。妻子安娜拥有英德双国籍，怎么看都是拥有国际视野的人生赢家，但晓宇却坦诚写下自己的焦虑。博士在读期间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境遇：娜拉走后怎样？在牛津跨学科热烈讨论后的徒劳，个人与宏大叙事的消失。解构成为主流的时代，讽刺是普遍的修辞，焦虑成了时代的精神。从英国搬到澳大利亚，受火山威胁，外面是浓烟，关在家中。一月初，回到武汉，又一次经历口罩脱销“武汉不是一个证据，生命也不是”...晓宇好像总会“意外”的出现在现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困惑似乎一直都在，哪怕身处现场。“意外逐渐成为人生诸多遭遇的共同起点”这些困惑在利马之行中找到答案了吗？
自嘲式的解构总能吸引人，序言写到“青年学者朝不保夕”，“学术市场僧多肉少”，论文发表竞争激烈，“稳定工作昙花一现”，“让我畏惧的是求知欲的与日俱减：世界在远去，参与在消失”。这场利马之行的笔记也是“意外”的产物，收到在总统团队做幕僚的同学邀请时，作者正在回答教授的问题，“一端是知道答案但不知道意义。那一段，是不知道答案也不知道意义”。章节是时间地点的交叉，一边是秘鲁的利马，一边是总统选举后与前总统的再次相见。牛津、秘鲁、北京、旧金山、阿亚库乔，地点的交错、历史的交错。这次探险中，“总有本国族群的碎影孤魂，秘鲁文本和个人记忆共振...”，“历史的记忆一层层，砌砖头，码起来，和祖宅相遇，精神脐带搭成纪念之墙”。
当然，还有与爱喝酒的总统以及竞选团队成员之间的觥筹交错。酒后的对话反而显得温情，把zz人物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绪的正常人，正如那场泳池边的对话“语言、文化、意识形态这些都没法阻止我们交流”，“说到底，我们都是人......”。从总统家里出来，被“信任的人”送回住所附近，这位无家可归的孩子“眼眶湿起来，鼻子一酸，竟不自觉地掉起眼泪”。此刻我想起作者的朋友，田麒（这位语言不通、利益中立的幕僚）是总统“唯一的（可信任）的孩子”。作为一位“他者”，一位观察者，晓宇也有脆弱的时候。精英也好，总统也好，普通人也好，说到底，都是有血有肉有情绪的正常人。“入世的历史学家，出世的zz学家”，即使再坚硬的知识分子，也是有血有肉的。
作者找到使他困惑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了吗？
“用《百年孤独》中老祖母乌苏拉的那句感慨：怎么世界老在打转转儿？”。但作者通过行动，直达现场，发出声音。作为读者的我，通过作者的文本，进行了一场隔空的对话，也做了一场自我审视的利马之梦。这场梦真实吗？用田麒的话结尾吧。
“故事从来无关事实”，“它们只是提醒我们曾经活过”...
《利马之梦》读后感(三)：给编辑的不多余的话
我庆幸这本书和大家见面了。
我以为会因为如愿以偿地在30岁前看到这本书的面世欣喜不已。这本书最终出来的时候，我最为欣喜的是和编辑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的革命与贵族》是单读采用我的第一篇文章。那时候，我把写作当作是预防读博抑郁的手段，[email protected]/* */，找到我。我听过单向街书店，没听过单读。意料之外的是，我还收到了一笔稿费。我读书过程可谓一帆风顺，写作并非如此。那一篇发表前，我把非学术写作视为是“私域”，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梦，恐怕早便放弃了。
半年后，我见到57本人，他在屯里请我吃了一顿湘菜，喝水的间歇，他说，你写作的目标是是什么。我说，既然要发表的写作，就要让人看懂，考虑读者，把对话继续下去，不然写日记有什么区别。他说，大部分作家不这么想。我觉得奇怪，哪个经典之作会刻意给读者制造障碍。我调侃说，那我就只能写写白话文了。他说，那你接下来要写什么。这倒是把我问住了，我没什么计划，心情来了就写而已。他问了之后，我意识到要开始安排写作了。我问57要“写作锦囊”。他说，我没什么锦囊，然后给我拎了一袋子书。
我在北京的夜里开始读《屠夫十字镇》里射杀水牛的冰冷场景。
和danny见面的时候，在社区里的一家小酒吧，她说，下班后来和57及我见一面。快到午夜了，我以为她不会来了。她进门了，坐下来，没点酒，我想她打个招呼后就要走。我们没有聊任何写作、工作甚至是相关书的话题。她说自己没有方言的一刻时，我立刻感觉到找到了同志。这些年，我总能在人群中发现有相似成长经历的人。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聊童年。等社区门口分别，她说，哎，我们都没聊书。57说，赤子之心的人还是存在的吧。我说是，需要见证“人迹”，才能相信。
Cynthia出现在武汉的时候离她说要来已过了几个月了。我们在新开的一家18见面，她一点也不喜欢精酿。我迟到了好久，那阵子在三镇来回奔波。劫后重生见到朋友，我不停地说话，像积攒了一个夏日的洪水。她说，我们在想出的秘鲁的那一本书。我说，那一本太短了，太不完整。她说，但是那一本最能体现你。
我好像很容易被单读的编辑们说服。
收到修改意见的那一刻，我觉得这本书成了一项集体的工作。诚惶诚恐。或许是学术后遗症，习惯没有人会逐字逐句读你的作品了。我们讨论如何让这本书成立，它需要一个诚实的序言，这不是一本学术书，也不是一本小说，那它是什么。读者看到的序言，是在北京的春日周末的一大早，我们在鼓楼的Alba，Cynthia把打印出来的章节交给我，一段段地讨论修改而成的。
后来，我没事就去Alba改稿子，似乎编辑的精神气还留在那。
也是通过这一本书，我对这个领域里的工作有了基本的概念。一位尽责编辑的工作是无底洞，近乎自我牺牲。一位好的设计师，当然也是。政坷的封面设计出来了，那一抹橙色，就如同我当时在跨洋航班上看到的光暗分界线。他在阳台上，一边躲蚊子，一边跟我解释了颜色、字体和行距的选择。当然，他还提醒我，可以在封面里藏一句话。我的小心思得以满足。
我现在看任何一本书，会翻开去看责编和设计师的名字。至少我的这本书里，他们都是共同的创作者。
因为书的宣传，我夏天总是往单向空间跑，轻车熟路，57说，可以给我放一个工位了，我每次去还能蹭顿饭，偷一批书回来。录视频的一天，耽误数日的书寄到了，我兴奋不已地奔去库房，像是去领录取通知书。
拿到书的当日，Cynthia跟我说她可能要离开单读了。
我知道这一纠结持续的时间，但没想到它会有真正发生的一天。我顿时像被泼了一盆冷水，站在雨中，一段旅途戛然而止，什么筹备已久的计划被取消，beginning成了ending。我原来还是很小时候的自己，希望某些时刻就那么永远地保持下去。虽然我口头上说了那么多的时代的流动。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读皮萨尼的《印尼 Etc.》，这本书也陪伴我度过北京异常多雨潮湿的夏末。碰巧，里面的作者在亚齐岛旅行时也收到了编辑辞职的消息：
这像是出书的最后一关，弗米尔星。还有那么一个时刻，我希望持续下去。一天，我被叫到单读给书签名。一千本。我蹭了一杯咖啡，Cynthia把她的笔给我。快日落了，阳光正好在签书的桌子上，从一头缓缓往另一头滑过去，我把签好的书放在光阴交叠之间。我听着编辑部的讨论，danny每叫我一次，我就会签错一回，本是两个字的名，变成了三个字的全名。我说，你快别叫我了，不然我要多写一千个字。
那天下午，我只能专注地做一件事，眼睁睁地看着光，从桌上流淌到地上。
我会写下去，你们也还会是第一批读者。有人跟我说，57在去年艰难的时刻引用过一句话。我他妈不记得了，在哪也找不到了，似乎是说：一同思考，一同反抗，这俨然已经一种爱的关系。
《利马之梦》读后感(四)：在城市的生活里，多少劳动隐而不见｜公开信
《利马之梦》和《单读 27·死里逃生：2021 原创小说选》相继出版了，吕晓宇和吴琦这两位“公开信”的常客决定再以这一方式，和朋友聊聊自己的近况和思考。今天刊登晓宇写给吴琦的信《火车往哪里开》。从首尔到北京，晓宇一直在关注劳动议题，看到那些隐而不见的工作；面对新的城市、新的工作，晓宇也探寻着怎么把自己的工作做下去，怎么找到生活的裂缝。
今天，“去世界的现场——晓宇的zz学入门指南”系列视频的第 0期已经登陆 b 站，从本周起每周一更新。晓宇将通过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及在全球范围的学术实践，介绍他对zz学、青椒的个人身份与大学教育的理解。欢迎大家订阅“單讀”，准时收看！
57： 我本写了韩国之行，可到北京的第一个周五，在 Zhao Dai 偶遇你时，我便决定要重写一封。我俩当时像洗浴中心被抓正着的老干部，急于解释出现在这不属自我意愿。那个周五，Zhao Dai 人多得要漫出来，雾气弥漫，干冰和烟草。我提早要走，取衣服时，见你从楼梯下来。Zhao Dai 存衣服的地儿，墙壁凿开四方形的孔，不大不小，说话听不清，就要弯腰横过头，或是把头伸进去。里面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人在折叠椅上打瞌睡，一人把衣服装放进或取出黑色垃圾袋。收衣服的大姐两次拒绝了我的访谈请求。两小时前，我们刚到，亚投行的朋友认出了她。大姐白天在亚投行做保洁，下班后过来打第二份工。上班于同一空间的人，下班后又到了一个空间里，他们之间被壁垒隔开。亚投行的全名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就在想，一个首都的国际感是以什么样的“基础设施”维持：打两份工的大姐，还有白天 office 夜晚 club 的国际雇员。
位于北京的电子音乐 Club"招待所"
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可见的，或是可被拿出来展示。在英国，一回面试，因为跨时区，早上六点到系里，以为学院会静悄悄，没想到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保洁和维修工是那时候清修大楼。他们中有巴西人、哥伦比亚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用基本英语，串着不同语言的词汇。那是一幅和白天学院异样，但同等具有“世界性”的画面。等到面试结束，快八点了，我想再和他们聊两句的时候，这一群人恍然不见了。我的同事这时候走进来，放下包说，“你今天来得真早，一个人都还没来”。一直在共享空间的人，如果不是意外便不得相遇。劳动的可见和不可见，那些在维系日常生活运行的劳动，需要错峰，需要变得隐而不见。
我在首尔的两个月里从来没见到那个近乎每天上门送快递的人。那段时间疫情紧张，每家远程购物，快递员放下盒子，按一下门铃，就去送下一家。要么是晚上十一二点、要么是早上五六点，一阵跑楼的声音。我每次听到门铃立刻去开门，连背影都没有捞到过。韩国快递员也受算法困扰，交通事故频繁，过劳去世，后有抗议和工会介入，算得到了一点改善。我在首尔活动多的地方，正巧是劳工代表全泰壹 1970 年自焚的地方，纪念馆现在成了劳工中心。劳工运动，在欧洲都不怎么讲，老师学生觉得是老调子，在韩国就感觉，劳工运动在社会改革中占这么中心的位置，抗争真的带来了变化，但是又不能停，经济形式和产业的变化剧烈，十年前还是正义代表的重工业工会领袖，十年后可能就成了不愿意把零工纳入工会的保守人物。
现在就是这样，不进则退，不往前走，现状都守不住。我抓紧首尔的最后时间，去访了具海根，他是经典之作《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zz》的作者，老一辈学者的代表；又访了基本所得党的年轻议员，她们是当下誓言要改变的年轻人代表。具海根的书以十年为写作单位，每天早上准时到图书馆。所得党的 90 后国会议员，给我看他们的日程，从早七点到晚十点的不留缝隙的安排。任何形式的存在意义的抗争是持久的、夜以继日。
根据全泰壹事件创作的电影《美丽青年全泰壹》
我三月回到北京，连着吃了几次沙，连轴转的工作，抬起头外面黄沙一片，恍如隔世。第一次我以为暴雨要来了，南方春夏交替的暴雨前，天空也泛黄。我一边看着扑向窗子的泥点，一边备课。李欧梵写张爱玲，写《倾城之恋》，范柳原对着灰砖墙感概，“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毁掉了，什么都晚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李欧梵说张的文字苍凉，漫天黄沙要是张看了，怕更增苍凉，但我在这番末日的景象里，窗外也对灰砖墙，来了工作的劲头，从爆裂激进的天象汲取气力，全然没有“缓慢受锤”的受气。
我想起来你老发感概，只有通勤坐地铁是不受打扰的看书时间。我住东城，坐地铁到海淀，体会到你说的。往返的悠悠荡荡的地铁上，我读文景那一批西语和葡语的系列，巴斯克斯的《坠物之声》出了中译，我 2019 年在波哥大读他，想着半年内就能回到拉美。阿瓜卢萨和安图内斯也给补上了，我入职后找他们的译者王渊，聊天问，现在塞萨尔艾拉的书，真的是那个赵德明老师在译吗。他说，老一辈人退了休，不停歇出作品，对他们来说是一生志业。我便又想起，和具海根聊了三个小时，吃过饭，我问他现在去哪，他说，还能去哪，回图书馆。
每天早晚，我在这趟穿过中轴线的文学列车上。高峰地铁时常停车等待，车厢明暗闪烁，我想车这么停了，便能一直读下去。做好准备，迎接随时的中断和延宕。这和什么内心平静、处事不惊的鬼话一点关系没有。我没有一丝平静，在丰沛和暴虐的情绪中才能安稳做事。我比任何时候都看重单调、重复和忍耐之中的能量。德里达的《无赖》里，说要往“即将到来的zz”方向去，理想永远是未完成的、在脚手架之中（以及永远不会真正到来）。这要亢奋激昂，不是淡定自然。既然这样，就是日夜兼程地搬砖，直到倒下去一刻。上次说反现代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魅力是它指向行动的意识形态，要是把终极目的去掉了，还能不能动，火车还要怎么开。
有时候连搬砖也搬不下去。子超拿奖的晚上，我们和柏琳一起聊，说两个问题，一是要怎么（真正地）养活自己，二是有多久没写字了。两三个月没动笔了，就很难说服自己还在火车上了，说不定已经下来了还浑然不知。巴托比症候群是不管用的，比拉马塔斯写得淋漓尽致了，“不写”作为理由也是有门槛的。一周后，子超动身去了拉萨。
雅克·德里达（法語：Jacques Derrida，1930 年 7 月 15 日－2004 年 10 月 9 日），當代法國解構主義大師、當代最重要亦最受爭議的哲學家之一。
不刮沙的时候，我骑摩托通勤，晚上十点半之后，有修路的工程队，出来摆路障、点灯，断断续续，从中关村大街到鼓楼大街。说变化快，发展快，这样的过程隐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剩下一条今非昔比的路。隐去的过程，消失的人，城市生活是一场解谜。我回北京，先要去找以往的人和地方。有些人就这么隐去不见，再联系不上。随时随地，发掘再现，成了工作的重点。
“观看之道”，是不是有了新的蕴意，不是决定怎么看，而是决定看到什么。我觉得自己的观看受了视野的规训。看室友的演出，他们乐队名字取自 1957 年苏联卫星送上太空的第一只狗，我想的是 1957 年毛泽东参加莫斯科会议的讲话。说到当年苏联卫星上天，“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出现在那次会议。School 桑拿般的现场，满场观众齐声喊着开空调，我脑里全是东风还是西风。这不就是现在当下最激烈的讨论吗。还有，中关村大街，陈旧的首都体育馆，60 年代赶着修的，为了举办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亚非拉国家与国际奥委会的分庭抗礼，九三零事件后中国印尼闹僵，运动会就此成了历史。这些隐去的部分，不是“城市考古学”挖出来的，是浮现，北京是持续浮现“根茎”的地方。
这样的浮现，没什么章法和规律可循，意外，偶然，让 seeing like a city 的尝试，被浮现打破，打破视觉的规划。“我们看到了”是一个强势的宣言。北京人（广义上在这里的人）特别善于浮现。一天晚上，我从 fruity space 出来，快十一点了，走到不远的富强胡同，巷子口像在梦游的老头，含糊地说了一段极为清晰的历史，然后他坐下来，说代我向武汉人民致敬。我不知道他这句话从何而来。有意思的怪老头，他不相信浮现的偶然性，对我说，多少人走过胡同，你要停下一步看一眼，就是命。我走到巷子口折过去，老舍故居，上面介绍很简单，“1951 年，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People’s Artist。北京人（再次说明，包含了凡是在这里的人）是艺术家般的人民，The Artistry People。主旋律最为响亮、人们想方设法往上凑的地方，遍地又是对于地下故事、市井传说和多线叙事的痴迷。
老舍故居内景
说到这，说到浮现和隐形，最近陪我在通勤路上最久的书是艾芜的《南行记》，我看了马识途，顺藤摸瓜到了艾芜，他写二三十年代在云南和缅甸的漂泊流浪。那也是一个未曾想过的百年前的国际边地，只是全球化的主角是逃荒人、盗马贼、烟草贩子、殖民小吏。我留着最后一个故事想路上看，可是拿过煎饼的一刻把它忘在了共享单车筐里，那也许是流浪文本最好的去所。我记得里面写到去给被抓的偷马贼送药。那偷马贼关心的只是大家是不是都知道了，都知道了，以后便以逞狠立足。
贼说，世道像是岩石一样，总是容不下你我，只要裂开一条缝，就要钻进去。艾问，人家把裂缝补好，那你又怎么办呢。贼说，那一定要把它捶得更开些，更宽些！后来，这倒霉的偷马贼果真摇身一变，吃得油光满面，来往于山中，见到艾就说：老弟，老蹲在一个地方，会发霉呀，去找找裂缝吧！
我通勤回家的路上也对自己说，去找找裂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