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说：“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他指出那个时期的人们“都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的理论中。”他希望作家“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

正如周作人所说，地域对人的影响是极大的，在很早就有“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一说法。当然，以现在来看这句话过于地图炮了，但那时既然能有这种说法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域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

地域不单单是指一个地区，而是包括了自然、经济、zz以及文化在内。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生活在这儿的人，这些人所展现出的人文风貌也成为这个地域的名片。文学的地域性一直是很多人研究的话题，文人群体以及文学流派的产生与发展，很多是依据地域来划分的，比如“桐城词派”、“海派”、“京派”等等。

乡土文学是文学地域性的最突出展示：文人对家乡的情怀全都藏在他们的作品中了。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根”有着异常浓厚的情结，“寻根”也是文学研究的一大重要方向。“巴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等等这些追溯源的研究不仅表明了这些作品上地域烙印，这也是作者的乡土烙印。

周树人说要作者把“土地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最直接这样做的就是一批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的流派：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茶子花派……他们以农民的视角，讲述着发生在充满泥土气息的乡村故事。这些作者大多出生于农村，也有许多在之前就是农民，他们根据自身的经历写下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乡村故事，以农民的立场描绘着时代的风云和社会的变革。可以说这类作品是“文化人的乡村叙事。”

当然，“乡土文学”绝对不只是农民的“乡村叙事”，更多的是有农村经历的作者对家乡的回忆或者城市里的作家对乡村的想象。

许多文人出生于农村，经历过“美丽而空虚”的生活后，出于对家乡的某种情感，他们对记忆中的家乡想象和发展，以此为背景进行创作。这其中鲁迅和沈从文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代表。

鲁迅笔下的故乡交织着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麻木的氛围，只有在回忆童年时带有温情。鲁迅写的是离开故土、回到故土、又离开故土后的精神事态和社会发展变迁，作出对故乡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思索。沈从文又不一样，他笔下更注重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他作品中的乡村风景如画，人是充满着灵性的，在这样一个简朴自然的地方，很难不人让将灵魂陶醉于文学中，领略乡村的美。

还有一部分作者，他们并非出生于农村，但他们却能够以城市人的视角来写心中的“故乡”。他们或是描写农村美丽独特的风景，或是批判农村迷昧害人的封建制度，借此来表达自身悲悯的人文情怀。

周作人这段对乡土文学做出构建的话发表与1923年，当时处于“五四”落潮的大背景下，他的目的也是呼吁作者根植于乡土，创作出具有民族个人自身色彩的作品。但处于时代背景变化迅速地当下，“乡土文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之前所提及的“叙事”、“回忆”、“农村”这些元素，还会加入一些极限的想象。

以莫言为例，他的作品的典型的乡土文学，又是不同寻常的乡土文学。

莫言笔下的故事发生于“东北高密乡”，但却不是地理上的那个“高密县”，这是一种“异质时空体”的构造。莫言有两个“高密”：一个是他出生并成长的地方；一个是他创造出来由他掌控的地方。真正的高密是个平原，没有高山也没有丘陵，河流也干涸见底，很少有水。但在莫言的小说里，高密经常出现沙漠，出现茂密的森林，出现高高的山脉，这些都是莫言的移植、想象。莫言笔下的故乡和真实的故乡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它的根，还是从东北高密乡生长出来的。莫言根据家乡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文学王国，他把这个王国安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莫言不仅不再局限“乡土”的地理位置，也不再把“乡土”局限在农村。在他的长篇小说《蛙》中，前半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农村，但小说结尾部分所描述的场景已经是城市的气象了。这样一部作品你不能说他不是“乡土文学”，毕竟他的故事来源还是农村，但故事发展却与之前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都不同。

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界限在这变的模糊了起来。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工业的发展，从农村走向城市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趋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是恨不得所有的城市变成农村；但现在的中国却是所有的农村在往城镇化的方向发展。

上一代的、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文人心里的“乡土”还有农村的记忆，或许下一代、再下一代、百年之后、人们谈起“乡土文学”，不仅仅是“土气泥息”，“钢筋混泥土”也将占一席之地了。

周作人的话意在呼吁作者回归家乡。那个家乡或是愚昧无知；或是风景如画；或是魔幻现实；或真实，或虚幻，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故乡组成了如今这具有民族特色的乡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