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们英语老师发了火，她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句子：He is dying。然后在后面画了个×，转身质问我们：“死怎么可能是进行时？你被车撞、喝农药、上吊，不都是一下子的事情吗？”

　　那堂百无聊赖的英语课上，因为老师的气急败坏，让我记住了这么个语法概念：死是一瞬间的事情，不能用进行时。

　　多年以后，我在好朋友的订婚宴上接到我妈的电话：“你快点过来医院，你爸不能说话了。”

　　我已经不能等开饭了，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尽快赶到医院。等我到了病房，看见父亲侧躺在病床上面，浑身抽搐，嘴巴半张——他说不出任何话了。我甚至忘了我跟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有时候我想到这件事，会觉得遗憾，有时候又觉得其实也无所谓了。

　　从确诊以来，被我们认为一向悲观的他，会接受不了身患肺癌这个现实。但他出乎我们的意料，以一种全新的乐观姿态，坚持了两年多。只是到了后面，各种生理的疼痛和心理的压力，渐渐将他吞噬，他哽咽着说不想死。连带我们，也对死亡充满了恐惧。病房里轮番换着人，有的人走了，也有的人走了，用另外的方式。

　　在那之前的几天，隔壁病床的一个老头吐了很多血后昏了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的父亲躺在病床上，被临时推到病廊，我隔着病房门上的玻璃看向里面，那个人的妻子和女儿围着他，没有眼泪，只是祈祷。后来这对母女走出病房，两人相拥而泣。我才获得一些宽慰，在此刻，任何信仰、习俗都可以先行退让，就让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来表达心里的悲痛。

　　我捕捉到父亲眼里的惊慌和飘忽，不久后，主治医生拿来了最新的诊断报告，我念给他听：“肿瘤稍微大了一点，不过好消息是没有骨转移。”

　　他最担心骨转移了，多年的住院经历，让他明白一旦骨转移，就意味着时日不多了。

　　而我没有告诉他的是，他的癌细胞脑转移了。

　　我问他：“晚饭想吃点什么呢？”

　　他说感觉什么也吃不下了。

　　我替他做了主张：“那就吃饺子吧。”医院食堂二楼的饺子，他已经连续吃了很多天，他喜欢这个，能下肚，能供能。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吃下的东西大多数会被癌细胞抢走吃掉，但是如果不吃东西，癌细胞就会吃他的身体。他于是默认了我的选择。

　　好了，现在他真的什么也吃不了了。我们不得不掰开他的嘴巴，用手去掏他喉咙位置里的液体，那些像痰一样的东西源源不断地出现，如果不及时清理，他恐怕就有窒息的危险。

　　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蜷缩着身子，侧躺在病床上，不再那么重地喘气。我看着他，说不上来的心酸：这个小老头真的要离开我们了吗？

　　我想到更早一些时候，有一天晚上在医院，他忽然扯着我的衣服说他想吃冰淇淋，我以为听错了，他又用力重复说要吃冰淇淋。我就赶紧出门去给他买，等到超市门口，我姐打电话说他要吃那种尖角脆皮的，我去超市买不到，到肯德基才买到，蹬着自行车赶在融化前送回医院。他像个小馋猫一样吃起来，然后说他想吃冰淇淋很久了。

　　第二天，他还想吃冰淇淋，我在家里给他准备好晚饭，准备出门去医院，就顺手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一个，他吃了一口，就骂我，说我拿过期的东西给他吃。我顿感委屈，扯过冰淇淋上面的包装，指出生产日期：“你自己看看，哪里过期了？”

　　他不响应，一点一点吃掉那个冰淇淋，然后背过身去生起了闷气。我真的哭笑不得，他就是一个老小孩啊！要是时光倒流，我当然愿意多跑点路去给他买肯德基的冰淇淋。

　　结果当天他的胃里就大出血，医生过来让我在病况通知上面签字，让我做好思想准备。我都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有人叫我做好心理准备了，可我依然希望他像从前那样逢凶化吉。另一边我又怀疑是不是冰淇淋让他胃出血，可他都那样了，想吃个冰淇淋还不满足他吗？

　　没过两天，晚上我们正从家里收拾好东西准备到医院去陪他，这时电话响起了，是爸爸，他叫我们不要过去。登时我妈便说不好，准是隔壁床的老头走了。

　　于是我们赶紧回到医院，彼时病房里乱糟糟的，护士、家属俱在，哭声此起彼伏。两张病床之间被一个屏风挡住，我冲过去，爸爸正蜷着身子一脸木然，他看到我，就有些激动，叫我赶紧走开。他是怕我沾了晦气。我说别管了，我不讲究这些。

　　然后去找医生请求找个床位先过这一晚，好在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于是我们又去推来轮椅，将爸爸扶上去推出去。

　　我们来到新的病床前面，我准备扶他起来坐到床上，这时他忽然脸色一变，哭了起来。我让他躺下来，替他脱下裤子，盖上被子，安慰他：“别怕，没事了。”

　　过了一会儿，他稍微镇静些了，又叫我回家去。

　　我说就让我再陪你一会儿吧，他就没再说什么。直到我妈把原来病房里的东西拿过来，妈说你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呢！

　　爸又看着我，说：“你回去吧，啊？”他许是怕我担心，又说他没关系的。

　　我这才离开，留我妈在那儿守着他。临走前，他又做了一个抹脸的动作，要我回家以后先洗把脸。

　　回家路上，我脑袋里挥之不去的是刚刚他哭的样子，不禁一阵后怕，如果今天走的人是他呢，我又该怎么办？

　　在那之后，他对死亡的恐惧就更加明显了。

　　最后他在病床上躺了两天，医生拿过来之前做的脑部CT，他在這场跟癌细胞的战争中落败了。

　　他被推进火化炉，变成了一堆灰。我捧着他，走在去往骨灰盒存放的地方，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脑子里却莫名其妙想到那堂英语课，那个句子并没有语法上的错误，那老师又为什么要那样气急败坏呢？也许我们不愿面对的，就是我们的恐惧所在。

　　死亡是一个过程，把人生的所有经历慢镜头播放，你可以睁大双眼目送全部，也可以闭上双眼熟视无睹。但时不时地，我想念他——我的父亲：I am dying for my fa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