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是一本由著作,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读后感(一):大师的视角与上帝的视角——大民族观的不同
也许是因为文化的隔阂,钱穆移居台北之后,很明显,对于他的思想和著作的分享就显得很少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开始不太明白这些东西就是是怎么出现,然后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相对于吕思勉顾颉刚,他的成就不算低,但是在现在的社会中就很少有人继续关注钱穆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或者,在这本《民族与文化》中可以得到一点启示。
每一个世界上的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化特点,但是因为在发展得过程中,历史、经济、差异、综艺、外在侵略等等各种因素,都让他们展示出了迥异的个性。在西方文化中,这本书涉及比较少,但是西方世界明显偏重于技术创新,这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古埃及也是一样的,摩西带领这犹太人穿过地中海回返故乡也是一样的,因为民族的传统的不屠龙,所以罗马、中国、印度在文化上的差异就提现的很明确,根源其实在于宗教的信仰。而这本书揭示得重点也在此。
神是共有的特点,但是西方哲学启迪的是自然科学发展上的自然哲学的启蒙,人类的开始起源与对世界的认知,而中国的哲学在这里起源的却是对人类的认知。起源于现实社会的,其实愿意更多建筑在自然的基础上,比较容易转换为宪政,而中国的神学让人更关注人的发展,在钱穆的《民族与文化》中也提及了这一点,东汉的党锢到明代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就此灭绝于中原。这种对人性开始的约束就让我们在真实的社会上脱节了,一开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延续和奠定的其实是读书人的社会这种zz是仕子的zz,原始的法家打算打破这种垄断但是没有成功,而建筑起来的社会结构就让这些制度继续延续而下了。
所以把,所谓的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其实还是源自于现在的文化基础,钱穆先生的作品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着眼了,然后由他延伸开来,不过如果可以针对西方的哲学、zz这些内容再进一步比较,那么,我想读者应该可以收获的更多的呢
《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读后感(二):大师的角度
民族与文化,这个选题有点大,写的人很多,在当当上搜一下民族、文化这两个词,可以搜出几百册相关书籍。很多书篇幅很大,内容很广。但很多书大同小异,难有出彩之作。
而近期再版钱穆的《民族与文化》,则让人眼前一亮。其原因可能有几个:
(1) 钱穆是公认的近代国学一代宗师,学识渊博,其作品缜密谨严。
(2) 为人有读书人本色,不论在何环境下,均保持其学术立场,从不阿谀奉承。
(3) 没有受到文革迫害,始终以独立的学术态度弘扬中华文化。
综其所以,翻开《民族与文化》自然眼前一亮。很多史学观点对过去所学冲击不小,比如
对封建社会的不同理解:
封建社会是各有封疆的,各各关闭在各自的格子里面……诸侯们各自涨破了他们的各自格子,……郡县的新国家,便逐渐形成,其姿态与性质,与旧的封建国家决然不同。到战国时,七国乃至九个大强国,几乎全是郡县的新国家了。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几千年来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所以之后一直喊的打倒封建社会就是一个笑话了。况且中华文化的传承有着客观必然性,当你说着中国话、过着中国年,而后说要打倒旧文化,这个也有点搞笑啦。之前一直没明白五四运动的本质。现在通过钱穆对封建社会的解释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明言有了新的理解。
钱穆的四民社会观
钱穆先生,探究中国社会之演变,提出「四民社会」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可称之为「四民社会」。四民指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乃是以「士」为中心。
钱穆学术如果说有争论很大因素是由于其四民社会的提出。将整个社会简化成士、农、工、商,而着重强调士的作用。这个分法把皇权一族放在哪里了?把很多其它社会阶层放在哪了?
钱穆认为:凡能志道明道行道善道者,在中国谓之士。
这个分法就有意思了。不看社会地位,不看工作性质,只看品行修为。今日的中国如果按这个分法, 官拜厅级不能称之为士,小到清洁工只要德行OK,可为士。
《民族与文化》一个“士”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成为民族性的追求和理想。今日再来看钱穆的书感觉很有意思。都说史学家都是为zz服务的,而我们从钱穆的书中找到了那种对历史纯粹的可爱。
《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读后感(三):文化自信从何处来
文化、历史、社会都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很抽象,却又很实用。每当我们追思自己的祖先时,都感到传承的不仅仅是生物基因,更多的是文化基因。在横向比较过程中,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真的有千差万乱。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富裕的父辈之下,孩子可以不务稼穑仍然过着快乐的日子,而西方则讲求父亲即便有钱也不代表孩子就可以不劳而获。究其根源,并不是我们国人更自私、更宽容,而是我们尽管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一直傻傻地分不清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文化中关于社会最大的理解是以“国”出现的,但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则将社会等同于“天下”,从来没有国家的概念,甚至对于民族的认同感也是与时俱进的,纯粹的汉族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汉族代表着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尽管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总是歧视外民族,污蔑他们是北狄南蛮西戎东越之类的,但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则是如假包换的满族,古往今来,正因为我们在封闭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所以对于民族的认识越来越模糊。 历史向前迈进的动力或者说是精神,似乎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仅仅以西方为研究样本,希腊文明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罗马文化,而后者并不是从前者内部萌发的,而是釜底抽薪的;此后进入的中古时代,政教合一的社会治理同样也是各说各的理,哪怕在道理上讲不通,但是我的拳头比你硬,你就得听我的。反观中国封建史,则无一例外地是风水轮流转,在不否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前提下,所谓的王朝不过是改换“主人”的姓氏而已,朝代的兴替更多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演义,旧朝的知识分子在新朝中仍然得到重用,活得滋润,也正因如此,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中断,而是在波浪式的发展与创新。 中国人对圣人是无比崇敬的,在唐代之前,我们尊崇周公、孔子;在唐代之后,我们将孔子与孟子并称,尽管进入了近代,我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我们对于圣人的追随还是坚定的,但是这些圣人的重要特征就是不是王朝的创造者,而是文化的传播者,尽管中国也有秦始皇、唐太宗之类的,但人民对其认可只不过是治理能力,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多的是书写历史之人的臆想,不可以当真的。中国人讲教育,不讲哲学,而且教育是与zz相提并论的,这是西方社会不曾出现的现象,我们有必要站在这个立论的基础上去研究民族与文化的关联。 西方人没有不读《圣经》的,中国人没有不读《论语》的,似乎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古今,无论中外,都有相通之点,但是仅仅读书是不够的,通过同读一本书来构筑民族的价值观,则不仅有利于zz统治,而且有利于文化传承。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本质上还是政教合一的,如果天下乱了,zz不清明,读书人是首先被谴责的,同理可证,西方所谓的宗教战争,几位牧师、神父也是难辞其咎的,进一步说,我们将社会的良心都安放在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重视历史教训与文化传承,而是改弦易张,把科技作为生产力的推动,进而通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改造,我们几乎背离了初心。当下我们看不到危机,但是不久的将来,危机一定会蔓延,因此钱穆意念中的”历史已经走上了前古未有的黑暗,社会亦在土崩鱼烂中“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真知灼见。 重提文化自信,不仅有必要,而且很重要。如何实现文信自信,这本书或许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
《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读后感(四):中国文化的独有力量
钱穆先生是位资深的教职人员,曾在多所大学担任过教职工作,《民族与文化》一书其实就是钱穆先生在备课所用的讲义之上进行延伸的讲辞。
钱穆先生学识博达,一生著述八十多部,代表作《国史大纲》《中国历代zz得失》等,被誉为“一代通儒”,所以对民族与文化两个方面颇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钱穆先生认为“民族与文化”这一个题目,该是研究国防中的一个最高最大的题目。因为一个国家的基础,便是建立在其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这是二十世纪的新真理。
当然了,在我们今天的二十一世纪,研究国防问题,最中心最基本的,依旧还是民族与文化的问题。
世界上既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但是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不同的民族只能求其共存,不同的文化也只能求其交流。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提出的,即是某个民族曾创造了某种文化,而此民族却已在历史上退出了,但其所创的文化还保留在世界,由另一个民族来承接下去。
世界史上常有这样的事实,于是就产生了像德国斯宾格勒文化悲观的论调,认为文化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阶段。即在最近,像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还是逃不了抱持一种文化悲观的论调,他认为人类文化到达了某个阶段,必然会僵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我们今天以东方人的立场,来讨论人类文化,可以将文化分为两种不同的体系。一种是某一个民族创造了某一种文化,而这个民族忽然中途夭亡了。最显著的,比如希腊,比如罗马是如此。另一种,像我们中国,不仅由中国人来创造了这一套中国文化,而又由这一套中国文化来继续创造中国人。所以,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仍占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比数。
这是由于中国人的民族观和西方人民族观并不相同的缘故。
中国古代人观念中的民族界线,是在文化上。只要是同文化,便成为同民族。异文化,也就是异民族。
同中国人的民族观不同的是,西方人则更注重血统。
因此西方人写历史,一定要详细指出这一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共分几支,一一写得清清楚楚。(中国人写历史大多只说这是一个中国人,便不再往下细分了。)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扩大他们的国家,却始终不能扩大他们的民族的缘由。
我们都知道英国只有三个岛,英格兰、苏格兰还有爱尔兰。
为什么大英帝国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却始终不能把自身三岛融合为一呢?
对此,钱穆先生的回答是,从根源上来探讨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依旧还是文化的问题。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向外伸展,却不能使也们的民族向内融凝。而中国文化却与之截然相反,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
钱穆先生指出,全世界更没有另一民族、另一文化可以与之相比,这是中国的文化独有的力量。
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特质,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之特征。
《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与文化》读后感(五):《民族与文化》前两篇干货分享
第一篇只要有历史,有文化,这一民族是消灭不了的。
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写的《西方之没落》认为文化也有一种生老病死的过程。而西方文化已经到了没落的阶段。
黑格尔认为世界人类最优秀的是日耳曼民族。世界文化演进,最低级在东方,因太阳由东方转到西方,所以文化也从中国开始。中国最不行,慢慢走到印度,到希腊,到罗马,再到日耳曼民族,这才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这里我就想 日本呢?英国呢?日本算是更加的东方了,那岂不是最最落后的?英国是更加的西方了,那岂不是比日耳曼民族更高级了?)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支撑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哲学。不讲到民族相异、文化相异,却和耶稣一样,只讲天下人生活的一般性、大同性,这才产生了他的唯物的哲学。他看历史,是共同的,必然的,只有一条线。他从社会形态来看历史,从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再变成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以后有俄国人列宁,他是第一个由无产阶级起来抓到政权的。列宁又在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外,加上一句“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一句口号是从列宁开头,不是从马克思开头的,这就使列宁有资格和马克思并列了。
能领导民族,能发扬文化,这样的人,才是今天的大贤大圣人。现代中国史上,能担得起此一大任的,便只有孙中山先生。(首先,中国的每一时期的最主流的最高领导人本来就只有一个,如果说这番话的时候孙中山风头正劲,那么还真就只有他了。但也仅限于一小段时期,说是现代中国史上,仅有一人,就有些夸张了。)
民族可以共存,文化可以交流。不同的民族只能求其共存,不同的文化只能求其交流。
第二篇过去的大英帝国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但始终不能把自身三岛融合为一。因为他们可能夸大他们的国家,却不能扩大他们的民族。
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想歪伸展,却不能使他们的民族向内融凝。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之伟大处则正在这上面。孔子以前,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孔子以后,则中国文化又再创造了中国人。
近代讲民族的都注重在血统分别上,其实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纯血统的民族,任何一民族都夹杂有异族血统。由中国古人看来,似乎民族接线就在文化上。这是中国古人一个极大的创见。
“同姓相婚,其生不蕃”。
(查了一下蕃, fán 茂盛:蕃茂。蕃昌。蕃芜。繁多:蕃衍(同"繁衍")。)
公子重耳就是同姓的人生出来的孩子,他四十多岁开始流亡,流亡了十九年回到晋国,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当时人认为是一种异征。因为他父母同一血统,而能长大到六十多岁,这像是天意要他做一番大事业。
“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于诸夏,则诸夏之”。可见中国古代人观念中的民族界限,是在文化上。只要是同文化,便成为同民族。已文化,也就是异民族。
中国人注重在文化上,西方人注重在血统上。
Civilization是文明,向外传播的引以为豪的东西是文明。
Culture是文化,当地土生土长的和别处不同的东西叫文化。
中国一人,天下一家。
秦始皇帝所用的宰相并不是秦国人,所用的大将军也不是秦国人。李斯是楚国人,蒙恬是齐国人。
中国人思想不大行欢太分析,毛病是笼统,长处是综合。
西方社会特别看重富强。中国人主要讲安足。由中国人看来,也可说近代西方社会是强而不安,富而不足的。
淑华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君子谋道不谋食。讲到zz,中国人说“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师”。
因为心是一个的,从这一点可以慢慢扩大到那一点。你做子女懂得孝,做父母智慧懂得慈,将来处社会也就会懂得仁。仁也是人的心,此心遇见父母是孝,遇子女便转成慈,遇见朋友又转成信,其实只就是那一个心。
顾亭林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只是亡了政权,亡天下就是亡了人道,亡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依照从前法国孟德斯鸠的说法,有君主,有民主,这是所谓国体。有立宪,有专制,这是所谓政体。于是又君主专制,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这三种不同的zz。
钱穆认为中国社会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谓之四民。
“封建”二字在中国是原有的,但中国的“封建”二字是讲的zz。譬如周公封建,这是zz上一种制度。古代中国是封建zz,秦以后是郡县zz。
南宋初年,金兀术南下,苏州人死了五十万,这个城市之大就可想而知。唐朝末年黄巢之乱,寄居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有大食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死了十万人。一个城市里的外国商人到十万之多,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城市。
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可称为“游士社会”。两汉时代的社会,我们可称之为“郎吏社会”。汉以后又变为“门第社会”,然后是“科举社会”
中国历史上的政府,只该叫做“士人政府”。
从图书馆或研究所埋头苦心所得的论文著作,中国这几十年来少得可怜。我们是有大学而无教授,有教授而无著作,有著作而无见解,有见解而无价值。这是近代中国一大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