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河往事之
“众厅”记忆
作者：七平思微
清明祭祖之日，我们来到故乡新修的祠堂。
祠堂，是集权的象征。族里只有成年男丁可进，其他人等同阿猫阿狗一样，被拒之门外，擅闯者罚。集会之时，族长屁股往太师椅一坐，手在八仙桌一拍，轻轻一嗓子，便有人低头反省，有人下跪认错，有人棍棒伺候，有人被逐出村，甚而有不可饶恕者沉潭溺亡。祠堂，是专制，是集权，是凛然不可侵犯的。
当然，这些都是影视剧带给我的印象，家乡的祠堂却没有这般威严，它曾经有一个让我们听之雀跃的名字——众厅。不言而喻，是大众活动之厅。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懵懵懂懂之时，批林批孔破四旧搞得轰轰烈烈。一夜之间，祠堂里面没有了八仙桌，没有了太师椅，没有了先祖们的画像，也没有了陈列的族谱。脱下神圣外衣的祠堂，谁都可以进，谁都可以出。东家阿婆西家妯娌，织毛衣纳鞋底，话桑麻说是非，扎成堆儿闲话日月；调皮小子疯丫头，攻城堡斗蛐蛐，在那宽广的天地里，爱咋折腾咋折腾；村里游荡烦了想假寐吐舌散热的狗，吃够了野食怕风怕雨怕冷怕热的鸡，都把这儿当成了避难所；香婶的干柴，发叔的草皮，德公公的篱笆竹子，眇婆婆的尿桶，也尽可登堂入室。只要是你觉得放在家里碍眼的、暂时不用的、随时又可能派上用场的，都可以往这儿放，还能放得随心所欲，杂乱无章。不过，此类现象仅限于下众厅，所有的闹腾凌乱终止步于此。
上众厅和中众厅是我们的学堂，那里一如既往的干净整洁，没有杂物，轻易也没有闲人。无论当时怎样批林批孔，鼓吹白卷英雄张铁生，农民的骨子里还暗暗认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上众厅就是村里给我们保留的学习净土，即使我们常常在那儿挂羊头卖狗肉。
我们村是个远近闻名的大村子，祠堂很大很长，有三进深，每一进有五六十个平方，总面积估计有两百来平方吧。整个“众厅”除了外墙的墙基是砖石建筑，其他全是木质结构，斗拱交错，雕梁画栋，足见当年的灿烂辉煌。只是到我记事之时，她已经垂垂老矣，墙壁斑驳，木质梁柱俱已泛黑。中下众厅还各有一层阁楼，专供族人放“天寿”（棺材），这就给众厅加了一件阴森颓废的外衣，让人不由增添几丝恐惧。众厅内光线较差，阴雨天更是一片昏暗，因为几十米长的众厅，虽然有上中下三个厅，但除了进出的门，就是三个天井透气漏光。农闲之时，会有个别受走资派影响的泥腿子，离开自己几代人挤在一起的充满了屎臭尿骚的家，坐在那儿看天光云影、月换星移，享曦日清风、雨露甘霖。
祠堂前的场地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春节前后，族人集中在那儿舞龙舞狮看戏闹春，孩子们最爱挤进人群看踩高跷划旱船。那些穿红着绿的姑娘小伙们或在高跷上边走边扭秧歌，或腰系旱船婀娜前行，旁边白胡子老船夫动作滑稽夸张，还不时与游客老妇打情骂俏，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最常看的舞台戏是本地的高安采茶戏，最常演的剧目是《孙成打酒》。活泼伶俐的俊俏后生孙成，举手投足间的幽默风趣画面，恍如昨日。相同的几台戏年年演，很多台词我们小孩都能背出，但一听说戏班进村，大人们高兴得像那刚下蛋的母鸡，说话声音高了N倍，似乎戏班不是乡里安排进村的，而是他们请进来的，小孩兴奋得追鸡撵狗，巴不得村里的活物都去众厅前的场地凑热闹。
演出的日子是各村排好了队的，遇上天晴日朗最好，有星星点灯，明月相伴，演员观众全齐聚场地，纵有北风朔朔，照样台上台下其乐融融。如遇雨雪天气，就把戏台搭在下众厅那些柴草杂物之上，让众厅的房檐为演员撑一把大伞，观众们穿蓑衣戴斗笠搓手跺脚，照样看得欢快淋漓。
我在众厅读完了小学一二年级，那时的学校只是一个形式。每天的课堂就是读一读毛主席语录，做做简单的算术，什么汉语拼音体育音乐美术通通没有。上课时间我们还常常溜出去玩，女孩子捉迷藏跳方格，男孩子捉鱼捞虾爬树抓鸟。
教我们一年级的是个上海女知青，姓石，高高瘦瘦的，皮肤很白，在乡下人眼里就是那鲜鲜嫩嫩的绿豆芽。跟石老师一起到我们大队的上海知青有十来个，都是一些十八九岁的姑娘小伙。看着这些皮肤白皙如莲藕的城里孩子，村里人挺心疼的，几个体质弱的就留在村里当孩子王，石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背地里都叫她“石脑牯”。这个绰号跟她的人品智力长相没有丝毫关系，纯粹只是因为她姓石。当时我们急需要给老师一个“野名”（绰号），乡下孩子人人都有一个的，什么“禾癞痢”、“海牯力”、“战骚牯”……五花八门。知识贫乏斗字还不识几个的我们，绞尽脑汁想不出一个适合老师的名字。不知哪个聪明的笨脑瓜，说是经常被娘骂他生了个“石脑牯”，就慷慨地把这个自认为恰恰好的名字贡献出来，顺延给我们的老师做“野名”了。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的石老师估计也是食不果腹的。她常常明里暗里鼓励男同学出去摸鱼捉鸟，她最喜欢炖我们捕捉的小鸟吃，那时候也没有环境保护和爱护小动物一说，有谁送只小鸟给她吃，她更网开一面，任由我们逃课、嬉闹……
石老师虽来自上海，但接受贫下中农的思想教育丝毫不打折扣，阶级斗争意识很强，对于家里成分不好的我，她的立场非常鲜明：上课不叫我背诵毛主席语录，下课不吃我抓的小鸟，年终不准我加入少先队。看我穿一条捡姐姐们漏的破裤子，补得花花绿绿，就大方地送了我一个绰号—— “花地主”。我蔫头耷脑地听别人叫着，不愿答应，也不敢反抗。好在伙伴们新奇地叫了几天就忘了，照样跟我玩闹、嬉耍。
石老师胆子非常小。我们教室中众厅楼上存放了不少族里老人的“天寿”，老师非常怕。我们也怕，但小小年纪的我们豪气冲天，从来不在伙伴面前承认，反正我们上下学都是结伴而来，结伴而回，闹闹哄哄，嘻嘻哈哈，好像也没时间去害怕。只要教二年级的本村梅老师不来（我们村的学堂只有一二两个年级，两位老师任教，一个在上众厅，一个在中众厅”），石老师是断然不肯进教室的，即使天寒地冻，也要在外面等梅老师来了一起进去。
有年冬天，天气阴冷，西北风呜呜地鸣叫着。有种鬼哭狼嚎的恐惧席卷着我们，一个个乖乖地趴在桌子上，三心二意地背着毛主席语录。忽然楼上“滴滴哒哒”掉下好多粒黑黑的圆圆的小颗粒，吓得大家一哄而散，冲出教室，边跑边喊：“有鬼！鬼投铁子了，快跑！”
石老师比我们跑得快，第一个冲出去，脸刷白刷白的。二年级的梅老师闻声从上众厅赶来，捏起黑乎乎圆溜溜的小颗粒一看，哑然失笑：“这是樟籽核。肯定是鸟儿叼樟籽吃了，留下核在楼上，今天风大被吹下来了。”
她又对石老师说：“小石，别怕，大白天哪来的鬼！我在这儿教了十几年，从来没见过鬼。别听这些野孩子咋咋呼呼的！”
石老师不喜欢我，可我喜欢上她的课，喜欢听她的声音，喜欢看她的笑容。她讲普通话时，声音清脆悦耳，像婉转的黄莺。有时候她还会说几句上海话逗我们——小赤佬（小鬼），呃嗲拉娘（我的妈呀），侬好，凡切了伐（吃了饭没）……常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石老师也跟着笑，那笑容就像和暖的阳光，照亮着我们这片贫瘠的土地，照亮着我们这些贫瘠的心灵。
本村老师上课多数不会讲普通话，说的是我们牙牙学语就开始说的乡村土话——没劲，不光土得掉渣，还没办法写下来。有一次，读三年级的姐姐要写作文，写到娘做饭捞米用的竹具，土话叫sao ji，不知普通话怎么讲，问她的本村老师，被莫名其妙云里雾里地剋了一顿。姐姐不服气，要我去问石老师，我不敢，托梅老师去问，可石老师在上海从没见过这种家什，压根不认识它，当然不知道怎么写。这家什学名到底叫什么，至今还是个悬案呢！
时光荏苒，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仰望新祠堂天井中流泻而下的阳光，光影里那飘飘悠悠的灰尘上，好像落满了我们儿时追打玩闹的身影，我似乎听到了那玉石撞击般清脆悦耳的咯咯笑声。这笑声像叮咚的山泉，似潺潺的流水，带着欢快，带着憧憬，带着不懈的追求，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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