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康复科的病房我才知道，自己耿耿于怀多年的苦难过去了，可他们却大多都还在病痛中挣扎、等待着一个未知的结果——有些人恐怕早已知道结果了，不去接受，就成了唯一的希望。

　　配图 |《机器人之恋》剧照

　　12岁那年，我在后山玩耍，从十几米的悬崖上跌落，导致左腿大腿粉碎性骨折。第一次手术出院后，却没有条件继续接受治疗了——父亲在我5岁时因意外去世，母亲改嫁后几乎没再管过我，就在我出事两个月后，一直照顾我的祖父也因病离开了——我只能等自己慢慢长大。

　　在往后长达7年的时间里，我的腿都因为骨髓炎导致大腿骨骼与肌肉产生粘连，无法打弯、无法正常行走。

　　我很快就习惯了来自四周的嘲讽，村里的孩子们总跟在我后面学我走路、拍着手追着骂“瘸子”，我不敢抬头走路，总是要倚靠着墙壁才有安全感。

　　难过的是，我也问过医生，得到的答案都是说我的腿可以治好，就是要花钱。我向母亲以及亲属恳求过几次，希望能继续治疗，得到的回应也不过是——“谁让你把腿摔断的，你就是活该。”

　　问多了，母亲就动手打我：“不要做出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我前世欠你的？”

　　直到上大学后，自己打工赚了点钱，我才拖着那条自己几次想砍断的大腿再次求医。想着这是自己熬了7年才能走上的求医之路，那天我特地早早排队、挂了一个三甲医院骨科知名教授的号。

　　那天，教授看完片子就说：“陈旧伤早已愈合，CT检测报告显示关节和骨骼都没有问题，贸然手术的话情况会更糟，建议维持现状。”透心凉的绝望让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大脑混乱地对他说了很多话，求他想想办法，“您再看看……我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

　　教授没有搭理我，已经在叫下一个号了，后面的病人见我还不走，就朝我吼：“不要在这里叽里呱啦……”

　　那天，我在医院用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连回学校的公交钱都没有了。徘徊在医院门口，我想向过路的行人要2块钱坐车，几次话到嘴边，耳根一热，抓了抓头，就又放弃了。过去了1个多小时，天色渐暗，路灯亮了，我旁边在地上写粉笔字求饭钱的女子都走了，那位抱着大头娃娃唱《相亲相爱》的大叔也收摊了。

　　一个票贩子过来问我是否需要专家号，我顺着他的话终于问出了口，“能不能借我两块钱坐车？我明天还来。”他扭头走了。

　　我鼻子一酸，正打算走回去，旁边一位带小孩的大姐问我，要去哪里。

　　我低头不敢看她，说去XX大学，需要两块钱。

　　“你给哥哥两块钱坐车，要用双手递。”大姐摸了摸儿子的头。小孩大概六七岁，从兜里掏出钱递给我，大姐想了一下又对孩子说：“两块可能不够，你给四块。”

　　看着他们消失在路灯下的身影，我想，希望这个东西，还是不要轻易丢弃吧。

　　第二次挂号，是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她说，CT显示确实没有什么问题，我自觉地退出了诊室，在开门时她叫住我，“你还年轻，不治好太可惜了。”

　　她快速给我开了一张单子，“你拿着它去住院部22楼会议室，今天刚好有专家交流会，里面都是大佬，有我们骨科的创始人，我会交待护士带你进去。”

　　这一句话说完，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

　　护士很快带着我、帮我推开了那扇大门，里面有十几个医生，我愣在门口，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笑着问我有什么事，我却激动地说不出来，只知道哭，来回地搓自己的大腿。老者站起来走到我跟前，“都进来了，先说说你的病情，我们给你想办法。”

　　“腿不能弯，很多年了，问过医生了，不知道怎么办……”

　　“你脱掉裤子，试着下蹲让我看看。”

　　我费力地做出下蹲的姿势，尝试了好几次，老者说：“蹲不下去吧，我知道了，不是关节的问题，你先出去等结果，我们讨论一下，我基本上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在等待结果的两个小时里，我的目光一刻不敢离开那扇门。医生们依次走出来、互相寒暄着从我面前经过，我心急火燎，却不敢前去询问。过了好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医生走到我面前，“你的问题不大，早几年的确是不该瘸的，你的骨髓炎都没把腿烂掉，后来为什么不去治疗，非要拖那么大……黎教授给你做手术，特意让我跟你转达，只是个小手术。”

　　我知道，自己得救了。

　　手术前一天，住院部的医生把我喊去办公室，问家属来了没有，要签字。我说自己没有家属，所有该签的文件都愿意签，除此之外，我还主动写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即便出了医疗事故，也责任自负，绝不找医院麻烦——我急切地需要改变。

　　手术开始前，护士给我插导尿管，一阵剧痛过去，从前经历过嘲笑、谩骂以及各种生活的不便全部涌上心头，我握住护士的手哭泣，“一个人生病了，为什么会这么没有尊严……”迟迟不肯松开。

　　护士就安慰我说：“你是一个病人，正在有尊严地接受治疗。”

　　躺在手术台上，罩子遮住了我的头，护士又凑到我耳边说：“不要怕，睡一觉就好了，你的麻醉师是我们医院最好的。黎教授说了你的情况，我们都想让你更勇敢地往前走，你听听……”

　　我隐约听见手术室里的每一个医务人员都过来跟我打招呼，“你好呀！小伙子。”“我们准备好了。”

　　我平静下来了，说我也准备好了，你们放心就是。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次。

　　一觉醒来，就听见护士对我说：“真替你开心，手术很成功。你以后就欢快地走路，有尊严地活着，追着兔子跑。”

　　我如释重负，像是从梦里笑醒过来，定了定神，再三确认这是真的。医生们围在我身边聊八卦，我好久没有对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感兴趣了，竟听得津津有味，还笑出了声。

　　一周后，我转入了康复科。

　　在去康复科的路上，我还跟护士抱怨，自己坐的轮椅也太丑了。突然急诊室的门打开，推出来一个长方形铁盒子，盖得很严实。门口的家属见状，马上大哭了起来，一群人扑了上去，将盒子往急诊室里推，一位阿姨喉咙嘶哑，“我不要给儿子磕头，我给您磕头，他才16岁，还有救……”

　　医生摊开手，对家属说：“伤势太重，我们尽力了。”

　　这位母亲就一直抱着那个铁盒子不肯放手，“儿子，哪怕你留着半截身子，只要能睁开眼睛看见妈妈就好啊！”

　　我一下说不出话了，在此之前，我本以为自己的遭遇已经是生活最无情的表现了，殊不知生活要为难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时，从来没有底线。

　　等进了康复科病房，我才发现，自己竟成了最幸运的那一个。每一位病友都用微弱的声音配合着僵硬的手势对我说：“真羡慕你。”

　　我不习惯被人“羡慕”，想和他们说说自己的事，却发现有的病友连自己的口水都控制不了。自己耿耿于怀多年的苦难过去了，可他们却大多都还在病痛中挣扎、等待着一个未知的结果——有些人恐怕早已知道结果了，不去接受，就成了唯一的希望。

　　一位大姐，42岁，是农村的家庭主妇。我喊她柳姐，她每次都脸红，让我改口喊柳姨。她是脊椎骨折，并伴有脊髓受损，下半身暂时没有知觉。医生说情况不算太糟，还是有可能恢复的。

　　柳姐总在担心地里的作物没有收，牲畜没有人管，两个孩子还在上学。至于她自己，唯独心疼钱。“怎么今天又花这么多？”每次用药，她都会问医生，有没有更便宜的代替药，家里为了给她治病，东拼西凑、变卖家当，可还是不够。

　　“要不是当时太贪心，不至于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她每天都这么念叨。柳姐是下山时受的伤，背着一捆柴，在下坡的沙土路上，又看见地上有截枯木，弯下腰去捡，一不小心扭了脚，从坡上滚下去，从县医院转来这里的。

　　照顾柳姐的是她老公，不大爱说话，柳姐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柳姐发脾气，他也不吭声。

　　有次他买了两个柳姐认为很贵的黄桃，被柳姐骂了20多分钟，说为了治病借的钱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还完，怎么还买这么贵的水果给她吃，“要是那些亲戚朋友知道了，会怎么看我，别人的钱也挣得不容易，我们还这么奢侈，对得住他们吗？”

　　骂完之后，她又叹了口气，“买了就算了，另外一个分给他们（病友）吧，这个我们平半分。”

　　柳姐说自己平时连医院都舍不得去，感冒头疼，也不吃药，睡几天就好了，以前能扛100来斤，“这次我真是拿这个病没办法。我贪心去捡那一截枯木，也是想着能省则省，没想到去了大头……”

　　每次她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隔壁病房有一个小姑娘，叫婷婷，13岁，长得好看又爱笑，为了方便治病，剪了平头，却依然看着无比清秀。

　　婷婷是因医疗事故导致的瘫痪，起初只是后背肩膀附近的脊柱有点弯曲，在做矫正手术的过程中出了意外，如今不仅无法站起，双腿膝盖还往后翻。

　　坚持要做矫正手术是婷婷妈妈的决定，如今出事了，婷婷却从没责怪过妈妈。只说妈妈既要维权还要照顾她，非常辛苦，“治不好就算了，我只是不想年年住在医院里，我要读书，已经落后两年了，我觉得不能读书比生病还难受，我经常梦到教室里大家都在读书……”

　　婷婷知道我是大学生，只是左腿有点问题，便主动来到我房间，在轮椅上很吃力地给我鞠躬，“哥哥，你能不能每天抽点时间出来给我辅导？不过没有什么钱的，不是不给，我会记在心里，等到以后我能挣钱了马上就给……”我连忙拉起她。

　　每次我教她点什么，她懂了之后都很开心，继而又会难过，说羡慕我受伤了这么久，至少还能走路，也从来没有耽误过学习，“如果我能康复，等7年也可以啊！”

　　我问婷婷除了读书还有没有别的愿望。她想了一会说：“我要是能走路，能在泥地里留下自己的脚丫子就好了，是往前走而不是向后转不听话的脚丫子。”柳姐在旁边听了，就趴在床上哭了起来，“我现在觉得还能继续干苦力都是最享福的了……”

　　我多理解婷婷啊，从前的自己只求能正常走路，然后随便做点什么都好，今天摆地摊卖西瓜、明天挑担卖凉粉、后天捧着几束玫瑰追在情侣后面跑，就算被嫌弃了也很开心。

　　对面的病房，又传来了歌声，是顺哥在唱歌给妻子听，“看着你有些累，想要一个人静一会，你的眼含着泪，我的心也跟着碎……”

　　婷婷也跟着哼了起来，那些歌，我们病房里的人听得多了，都会唱了。

　　我和婷婷经常会过去对面和顺哥一起唱歌，有时就能看到那位姐姐双眼流下泪来，顺哥就俯身亲吻姐姐的脸颊，说她的眼泪有时是咸的，有时又是甜的。

　　“宝宝你快醒来，一定不要让我等16年，那时我都老了，电视里的16年一下就过了，而我16秒都是数着过的。你看，婷婷和小蔡又来看你了，你好没礼貌哦，都不起来打个招呼……”听到顺哥这样说，我和婷婷也忍不住掉泪。

　　顺哥话不多，但总愿意跟我和婷婷说。他说看到我们就想起自己曾经的学生时代。他和姐姐从小青梅竹马，5岁就认识了，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同一个学校，毕业后就结婚了。

　　他们有过一个孩子，顺哥说那时两个人开心得不得了，连风吹落一片花瓣他都要伸手去接。却没想到，姐姐生产那天进了手术室，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到如今已经5年了。

　　病友们都夸顺哥痴情，是个好男人，不过这样一直耽误着自己也不是个事儿……我却有些慌张，对顺哥说：“你以后哪怕厌烦了，也不要真的丢下姐姐不管，她一个人很孤单的。”想来以前妈妈觉得我是个累赘，经常把我丢下，我实在是怕了。

　　顺哥让我放宽心，“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自私一点当然能换个活法，可我知道我做不到的。”

　　我这才知道顺哥逃跑过，跑过3次，因为害怕自己狠不下心，所以越跑越远，最后一次到了香港，撕了港澳通行证，打算非法居留，想再随便搞点什么事，让法院判他坐上几年牢。只因某天在街头看到一个和姐姐很像的人，往事浮上心头，思念如潮涌，还是回来了。

　　“我终究不是那个负心人，不会再跑了，丢下她，我不会过得比现在好。”

　　健哥经常对青姐说他会像顺哥一样，爱上一个人就不离不弃，“你看，我没跑几步就跌你怀里了嘛。”

　　健哥是病房里最幽默的人，常说自己酷爱古典诗词、还精通各国语言，说着就要在青姐面前显摆，“也带嘛（法语，Je t’aime），阿姨细太露（日语，愛してる），岁月静好，我爱你。”惹得我们都笑了，青姐就面红耳赤的，一见他来了，就拉上我一起去给婷婷上课。

　　健哥其实只上过小学，12岁就去了工地上，“干了十几年，刚好攒够老婆本，却把我的老腰给闪断了。不过这是命中注定呐，我是个盖世英雄，驾着轮椅来娶你可好？”因为肌肉萎缩，他身上没多少肉，四肢枯瘦如柴，他就调侃自己前世就是孙悟空。

　　青姐说健哥不过是只鸵鸟，拿所谓的爱情来麻醉自己，“如果能站起来，谁也看不上谁，欢欢喜喜说再见，那才是最好的结果。我们连相依为命的资格都没有。”

　　只是，不管青姐拒绝他多少次，健哥都是笑嘻嘻的，第二天继续在诊疗室里花式告白。青姐是3年前出的事，大四那年准备去公司实习，为了进城买一套正装，坐上小巴车不到10分钟，车子就侧翻了。事故上了新闻，一共15人，3个轻伤，1个重伤，青姐就是那个唯一的“重伤”。

　　青姐在医院抢救了好些天才恢复意识，起初连嘴里的痰都需要借助器械才能吸出。如今就算借助移动扶手架还是得有人搀扶才能勉强行走。

　　“为什么一车人，偏偏是我？如果是我亲自抽签抽到的自己，还好受一点。”痛苦的时候，青姐常常忍不住咆哮。

　　然后治疗室就会瞬间安静下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等后来大家混熟了，大家就会揶揄青姐，问她何时委身于健哥，要不要再嚎一嗓子听个响。

　　青姐反倒不好意思了。

　　所有人里面，只有阿勇哥会用含糊不清的语言劝青姐，“青青，你不要难过啦，一天比一天好。”

　　第一次在诊室见到阿勇哥，我还有点怕他。阿勇哥浓眉大眼，样子有点凶，身高1米9，很大块头，上站立床时，要3个人才能抬动。

　　不过，等他一开口，我就改变了看法。那天，我帮他妈妈捡地上的水壶，很小的一件事，却听到他对我说：“谢谢弟弟。”第一次我没清楚，他还跟我说对不起，“我说话不清楚。”更令我想不到的是，阿勇哥曾是一位老师。住进病房来，是因为想徒手接住从楼上掉下来的小孩，当场被压倒在地，浑身多处骨折，几乎全身瘫痪。

　　在病房里，他最常说的就是，“爸爸妈妈辛苦了……弟弟妹妹要加油……我们会好的。”说话的语气就像个几岁的孩子。

　　阿勇哥的爸妈告诉我们，他受伤前能歌善舞，还会弹钢琴。

　　“现在没关系，我不后悔，我当时是来不及多想……但以后别人可不要接了喔，危险……”那天，当有病友问阿勇哥，怎么那么傻时，他断断续续地回答出了这句话。

　　其实，像阿勇哥这样因意外致瘫的病人，旧伤早已愈合，虽不必再住院打针吃药，但必须每天进行康复训练。即便治疗效果甚微、或者门诊治疗医保不给报销，也得这么坚持下去，不然身子会越发僵硬，四肢严重萎缩，更加没有痊愈的可能。

　　阿勇哥已经熬到了第5个年头，他的情况算是很严重的，就算坐轮椅都得用带子绑住。

　　病区病症最轻的，除了我以外就是斌哥了。

　　那时候，我几乎不想动，医生给我做推拿和牵引时，也是能坐着就不肯站起来，可斌哥却恰恰相反，他是病区里最努力锻炼的人。

　　斌哥话少，受伤的原因我们不了解，只知道他是工程师，家境殷实，医疗费用也有单位全款报销。他不用搀扶就能走路，做好防护措施还能在康复跑步机上慢跑几步。

　　很多病人躺在床上，情绪低落时，总会说：“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斌哥从来不说这样泄气的话。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寸步不离地守着他，还有一双儿女。

　　斌嫂漂亮体贴，说话温柔，不管做什么都会让斌哥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我们从来不开斌哥的玩笑，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闲下来，他踩单车的势头，总让我耳边响起贝多芬的《命运》。大家都说他玩了命地在锻炼，是因为他离希望越来越近，近到能够很快回家和妻儿过正常日子。

　　后来我才知道，斌哥其实是外冷内热。我母亲来医院那天，我没想到他会来病房安慰我。

　　我在康复科住院将近两个月，母亲只来过两次。第一次是我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没多久，还在吸氧，大腿上有引流管，嘴唇干裂，为了省钱，我没有推注镇痛泵，麻药刚醒，疼痛难忍，喊妈妈。她却全然无视监护仪上加快的心跳，在病床前质问我这么大的事，花这么多钱，怎么不跟她说，“大逆不道”。

　　我没法说话，没有力气，闭上眼睛，无声地流泪。进来查房的医生看不下去了，劝走了她，怕我状态不好，还叫来了几个主治医生一起观察。

　　第二次她再来，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我以为她终于想来看看我了，心里多少还有些开心。那天，她背了一个大袋子，进门后，就一直在翻东西，然后去了洗手间，在里面洗头发洗衣服，四处跟人借吹风机，等到晚上8点，才终于消停，躺在折叠床上，给自己盖上毯子，仿佛回了自己家一般悠然自在。

　　医院距她的住处只有半个小时不到的车程，我住院这么久，她没有送来过一碗汤、一顿饭，这次也一样。柳姐在一旁也看呆了，一直给我使眼色。我问母亲来干什么。她打了个哈欠，说她的住处停电，热得没法睡，医院里有空调。

　　我想了想，从抽屉里掏出200块钱，让她要么就去住酒店，要么就把我从楼上扔下去吧。

　　她就又开始大喊大叫，说从她进门我就没有喊过她，这么不孝，“现在就不认娘了！”

　　病友门闻声都来了病房，我在床上哭，母亲就给姨妈打电话，“告状”说她好心来看我，我却以下犯上，还骂她。她收拾完东西、打着手机走出门外，就再没回来过。

　　母亲走后，柳姐也跟我一起哭了，她说自己的小孩那么不懂事，她都想好好活着，生怕他们没有妈妈会受委屈，却不知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不知足的女人。她说如果她是我妈妈就好了，让她捡个大便宜。

　　婷婷和青姐帮我切西瓜削苹果，顺哥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难怪你说要我不要抛弃姐姐”，阿勇哥说以后他罩着我，斌嫂也来了，看没事了就说先回去看看斌哥怎么样。

　　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用尽力气让自己笑出来，说没事，有些东西没有就没有吧。

　　大家各自散去之后，斌哥来了。第一句就问我会不会咏春拳，见我摇头，他笑了，“如果你不会，那我就会。”说着，他气喘吁吁地打了几招给我看。斌嫂上前给他擦汗时对我说：“你斌哥怕你想不开，非要过来看看你，你还年轻……”

　　斌哥随声附和：“等你以后成了家，这些就不算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不要怕。”

　　让我不要怕的斌哥走了，离开时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还是医生和护士告诉我们说，他是半夜被送到抢救室的，出来时，就在铁盒子里了。斌嫂在外面等候，一直拿着斌哥平时喝水的杯子，里面的水凉了，她就重新去打，她以为斌哥只是发烧，一出来就会喝水。

　　听病友说斌哥是内脏受到了损伤，外表看不出端倪，所以大家一直以为他的情况算很好的。

　　在医院，生离是一种幸运，没有别绪，只有祝福，怕的就是这种突然上演的死别。

　　柳姐也走了，以一种激烈的方式。

　　她提前出了院，是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了，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离开之前，她对我说：“各有各的命，我躺着进来的，又躺着出去。”

　　仅仅过去10天，一位律师来到病房，让我们在关于从轻或免于处罚的请愿书上签字。我才知道柳姐走了，她丈夫被公安机关刑拘，是他给柳姐买的农药。

　　柳姐留下遗书，说自己没有公婆，如果自己不死，男人就没法出去赚钱，就养不大小孩，就还不了那些亲戚朋友的债务，她也想等等看，可是没有钱，她就会拖死一家人。

　　我能为柳姐做的，只是在纸上签个字。

　　青姐也要走了，和柳姐一样，无力负担药疗费，她说她不会走极端的，哪天医疗改革能切实做到看病无忧的时候，她再摇着轮椅过来，“那时你应该可以跑了。”她对我说。

　　健哥留不住青姐，甜言蜜语只能当作苦难的调剂品，他自己都需要母亲照顾，四肢一天天萎缩，“也许哪天连个拥抱都给不了。”他其实一早就知道，还是想试试，跟治病一样，想看看坚持一下，会不会出现奇迹，“那些能行走奔跑的人，却不知好好珍惜，还在工地上打架斗殴，与其等待奇迹，不如一开始就保护好自己。”

　　临走前，青姐想去看一场电影，健哥犯了难，那天他妈妈不在，没有人给他推轮椅。当时我很不知趣，说愿意陪青姐出去透透气。健哥就在后面跟着我们，到门口时停住了，“我只能走到这里了，你们可以走远一点，看完电影回来告诉我剧情。”

　　我和青姐的看电影之旅并不顺利。旁边的人一招手就上了车，而我们一个坐轮椅一个举拐杖，在路边等了半小时，没有一辆的士愿意停下来。青姐的妈妈也陪着我们，为了打到车，特意站得离我们远一点。很快就有的士司机停下问她去哪里。她向我们招手，司机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就扬长而去。

　　就在我们打算放弃时，终于有一辆的士主动停在面前，司机下来帮忙扶青姐、收轮椅。到达目的地后，还说这次给我们免单。青姐听了不开心，说只要司机把我们当成正常人搭载就行了，“我是残疾人，但是我愿意付费，怕的只是歧视和拒载。”

　　电影院没有无障碍通道，青姐只能坐在荧幕下的空地上，每个进来的人都瞅她一眼，她受不了，“我们走吧，等下观众只盯着我看，我这个样子比电影好笑吧。”

　　折腾了一圈，我们又早早回去了。

　　回到医院，青姐才松了一口气，在病房里面，大家又都是一样的了，“进了病房就是可怜人，才会相互理解……”

　　我出院比青姐早几天。

　　临走之前，青姐交待我，“你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可以感谢苦难的人，以后不要哭了，要有风度……当然谁要我感谢苦难，我x他祖宗十八代。”

　　我说我也不感谢苦难，我看过它的样子，只有恶心。让我感谢它，我怎么能面对婷婷、顺哥、健哥、斌嫂，还有阿勇哥。

　　走的时候，我静悄悄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挪出了病房，因为所有的病友里，只有我自己是完全康复出院的。除了婷婷说以后可能还有问题要问我，我没有给任何其他人留下联系方式。

　　那年冬天很冷，冰封大地，病友们最怕这种天气。我悄悄去医院看过，一样的病人，换了不同的面孔。

　　我不知道我的病友们都是以哪种方式离开的，在生死面前他们侥幸逃脱，在生活面前，却终不能幸免，我不敢去打听。

　　唯一的慰藉是，有一年婷婷给我打来电话，说她上学了，还是全校第一，虽然比全班同学大好几岁，却终于能够回到教室了，她笑得很开心。

　　“又是新年了，哥哥，你的腿完全好了吗？我还是站不起来，可是我毕竟已经18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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