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Tony 一边拨拉着我的头发，一边用浓重的东北腔问出“您想做个什么造型”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口：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一片儿剪头的？”

　　Tony 就是一位 Tony。

　　十九岁时，我随便地走进了学校边上的一家发廊，在那里碰到了 Tony。

　　他给我剪了一个短发，又劝我办一张贵宾卡。我问他，如果在我卡里的钱用完之前，他们的店就关门了怎么办。

　　他把卡翻过来，指着背面的一大堆店名说：

　　“我们还有二十多家分店呢，这张卡在所有店都可以用。”

　　年轻人总是缺乏拒绝别人的勇气。虽然百般抗拒，但我还是按 Tony 说的办了卡。而且像他交代的那样，每次来理发都会点名找他。

　　这家发廊在我卡里的余额还剩二百块的时候倒闭了，我也从来没有试图去找过它的二十多家分店。

　　我原以为 Tony 会跟着发廊一起永远消失。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三年后的某一天，我随机地踏入一家学校边上一家新开的理发店，竟然就这样遇到了他。

　　Tony 听到我的问题，突然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

　　“我刚刚也觉得你面熟，但你变化也太大了，我都不敢认。原来真的是你啊。”

　　他想了想，问我还在师大上学吗。我说是的，但本科已经毕业了，现在在读研。

　　我们俩寒暄起来，交流了一阵发型和生活的变化。趁着 Tony 去拿吹风机的功夫，同行的朋友问我：

　　“骗人的吧？一天剪那么多头，他怎么可能记得你呢？”

　　并不是我盲目自信，但我可以肯定，Tony 是真的认出了我，而不是在敷衍。

　　再也不会有我这样的顾客了。

　　在那家发廊倒闭前的一年多里，我大概找 Tony 剪了五六次头。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头发长得飞快。更重要的是，十九岁的我，有一个矫情的习惯。

　　就是一失恋，就剪头。

　　十九岁那年，我为了同一个男孩反反复复地失恋。

　　因此反反复复地要求 Tony 剪短我的头发。

　　每次找 Tony 剪头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讲我的失恋故事。

　　这个故事，到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再去复述的必要。简单来说：我百折不挠地喜欢着一个男孩，于是次次都被对方拒绝和挫败。

　　故事是普通的，心情也是容易被理解的。

　　但十九岁的我非常要强，不肯在任何朋友面前提起任何情节，只肯一遍一遍地讲“喜欢他是我自己的事”“是我自己要喜欢他的，所以我接受所有的后果”。

　　我不肯在别人面前流露出软弱，但是在 Tony 那里可以。

　　我本来就高度近视，一摘下眼镜就几乎半瞎。坐在发廊的椅子上，我眼中的世界和自己都是模糊的，只有背后的 Tony 专心地拨弄着我的头发。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感觉我可以放心地讲任何事。

　　我对 Tony 讲我表白的方式，讲对方拒绝我时说的话；有时还自欺欺人地描绘未来可能的故事走向。

　　发廊里总是十几个吹风机交替工作的轰鸣声。我其实并不确定 Tony 真的听清了我讲的话，但是或许他没听清更好。

　　每隔五分钟，Tony 会对我的话做一点反应，跟着叹口气，或者问一句“然后呢”。

　　他一边往我头上涂着泛着刺鼻的化工气味的膏体，一边用“这个发型你剪不了”的语气对我说：

　　“你就想开点吧。”

　　染发膏的气味熏得十九岁的我眼睛酸涩，但却让我感觉更加自在了一点。

　　想为这个人流泪，但其实可能根本连流泪的资格都没有。十九岁的我想，这样的心情还要维系多久呢？怎么竟然会像没有终点一样。

　　我一次又一次地，因为同样的原因坐在了发廊的椅子上。

　　只有一次，我不是因为失恋而去找 Tony 剪头。

　　那是在我二十岁生日之前。我强迫我喜欢的男生来给我过生日。为了漂漂亮亮地见他，我请 Tony 给我修剪出一个可爱的发型。

　　我精确地记得那是我二十岁生日的倒数第四天。因为我牢记“新头傻三天”的古老教诲，所以一定要选在去见他的倒数第四天剪头发。

　　那天还是我第一次试着戴隐形眼镜，花了很久很久。

　　我有点担心能不能在生日那天正确地戴上去。但我终于在镜子里看清了 Tony 的脸。我兴奋地给他讲生日那天的计划，他淡淡地说：

　　“那还挺好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三次表白三次被拒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镜子里面，Tony 看我的眼神有几分同情。

　　现在，二十二岁的我坐在发廊的椅子上，看着 Tony 熟练地用夹子把我脑后的头发夹起来，心情是很复杂的。

　　我突然很想对他讲，我这次来剪短发，是因为觉得长头发洗起来麻烦。

　　而不是为了任何一个人。

　　也有点想讲，现在我戴一次隐形眼镜，只需要半分钟了。

　　诀窍是不要买透明片，有一点颜色的美瞳会容易佩戴很多。

　　还突然有点想讲的是，那个曾让我想反复剪短头发的男生，到了今年，我连给他发拜年微信都忘记了。

　　曾经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痛苦的心情，就在不知不觉间结束了。

　　如果不是又坐在了 Tony 的椅子上，我可能再想不起这件事了。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我过得很不快乐。

　　好像生活就是这样，烦恼之后还有烦恼。十九岁的痛苦在二十二岁时被轻巧地翻过去了；但二十二岁还有二十二岁的痛苦。

　　和十九岁时一样，我被一段迟迟无法理清的关系反复地困在同一个境地。

　　很多人都告诉我应该做决定了，或许早该做决定了。我由衷觉得他们是对的，但我却无法做到。

　　有一天，我坐在学校的操场看台上看日落。当时北京还很冷，操场上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在跑步。他们穿着很厚的衣服，跑得非常吃力。

　　我从高高的看台台阶上望下去，突然想起了初中物理的第一节物理课的练习题。

　　那节课讲了位移和距离的区别。习题的内容是：小明沿着四百米的操场跑道跑了整整一圈，请问他的位移是多少。

　　小明的位移是零。

　　跑一圈两圈，三圈四圈，小明的位移永远都是零。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停滞不前的自己，和位移始终为零的小明没有任何区别。这个发现让我非常沮丧，天空灰下来的时候，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说：

　　“人人大概都有位移为零的日子。”

　　有些人和事物有糟糕的魔力，能让你一次又一次绕回原点。

　　就像十九岁时我一次又一次剪短头发一样。每一次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我都告诉自己，我应该要放弃了。

　　每一次，我好像都没能真的放弃。

　　但在这次见到 Tony 之后，我想起了初中物理的另一道习题。是关于，怎么去测量一张纸的厚度。

　　纸张当然是很薄的，用直尺或游标卡尺都不能直接去获取它的厚度。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困难。

　　只要用一百张纸就可以了。

　　先去测量一百张纸整体的厚度，然后再除以一百。

　　坐在 Tony 的椅子上，我想起了十九岁时次次想放弃，又次次都失败的自己，竟然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天，突然跨过了执念的门槛。

　　我才明白，原来生活并没有真的位移为零的日子。

　　只是，在我们慢慢度过的每一天中，我们前进的距离都太过微小，所以使得它在每个当下，都无法被测量。

　　只有在所有我们自以为在原地徘徊的日子过去之后，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了多远的距离。

　　这个春天，为了克服围绕着我的那种无力感，我一直都在游泳。

　　说是“一直”，其实也有取巧的成分。诸如“有晚课的日子不游”，“周末人太多的日子不游”，“来姨妈的日子不游”。

　　听起来是一个挺懒散的计划，充满失败的预兆。但是这一次，我修改了自己的计数方式。

　　我不再去耿耿于怀地计算自己没有游泳的日子并视为失败；相反，我只计算我游过的总长度。

　　今天只游了五百米，我就要加上五百米；状态好游了一千米，就要加上一千米。

　　截止到我写这篇文章，我已经游了三万米了。

　　这三万米中有缓慢划水的日子，有提前退场的日子，也有干脆没有下水的日子。可它们加在一起，还是确凿无误的三万米。

　　我觉得，这才是生活中真正正确的那个计数方式。去计算每一个微小日子的总和，别太恐惧途中会出现的踌躇和徘徊。因为只有总和，才是我们真正的成就。

　　在我游泳游到三万米的时候，我也终于做了，那个很对、但也很难的决定。

　　站在这一天，我不再称那些日子为“位移为零”的日子了；相反，我更愿意认为，它们只是一些“还需要时间”的日子。

　　还需要时间去观察、积累、理清，然后去做一个决定；或者去得到一个结果。

　　所以，你也在“还需要时间”的日子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