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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5点，我就醒了。最先醒的，是我身体里的那根骨头。

　　那次捡煤时，山体塌方，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直到被埋在了土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动弹了。

　　我在医院躺了半年，在老伴儿的照料下，我终于可以下床了。

　　不过自此之后，疼痛就钻进了我的体内，像一只冬眠的虫子，准时在每天黎明从我体内那根朽骨的伤口中爬出，催我赶紧起床。

　　即使疼痛不催我醒来，我也会主动起床的，小孙子还等着我给他做早饭，送他上学呢。

　　昨天，就是因为我起床晚了，他上学迟到了，挨了老师的骂，放学回来后向我哭闹。

　　有时，他还会向远在异乡工地上的父母告状，说我欺负他人小。最终，他父母少不了又要在电话里对我一番埋怨。我怀疑我俩究竟谁是谁的“子孙”。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67岁了。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除了躺在床上已瘫痪了一年的老伴儿。

　　以前，都是老伴儿为我过生日，他是我今生欠下的另一笔债。老伴儿心疼我，我每次过生日，他都会偷偷地给我煮一个鸡蛋，然后，流着泪附在我耳边说：“头上又长白头发了，好好活吧，要是没了你，我的一生等于零。”

　　可怜我的老伴儿，一生未去过远方。那次他扛着锄头去山坡除草，还没下锄，毒辣的太阳就将他烤软了，倒在了地里。不能说话不能动弹的他，等我发现时，已经晚了。

　　医生说他中风了，然后也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年。我知道，老伴儿的一生也将是这么躺着过去了。

　　我的背篓里还没捡到几块煤，天就黑了。垃圾堆里的煤越来越少，捡煤球的人越来越多。

　　我所捡到的那点煤，已不能温暖我那几根生锈的骨头。煤燃烧散发出来的能量，只能供家里煮两顿饭，替老伴儿烘干尿湿的裤子。偶尔有所节余，我会拿到镇上去卖，为孙子换回几个零花钱。

　　突然，有一天，孙子在夜半说胡话，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孙子的额头很烫，我急坏了。孙子也不容易，从3岁起就一直跟着我，4年里总共见过父母两次。

　　我颤抖的手从抽屉里抓出一团皱巴巴的纸，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那上面的号码是一条血缘之藤，拴着从我身上掉的一块肉。

　　虽然是半夜，但我还是打了电话过去。

　　没想到，电话很快接通了，儿子的声音微弱而短促，小声地说：“娘，娃小，痛要想办法治好。”

　　我当即扛着孙子踩着夜路连摔带爬地来到了乡卫生所。当我到达时，黎明正从我的喘息中醒来。医生揉着惺忪的眼，检查了孙子一番后，淡淡地对我说：“如果再迟一步，情况会更糟。”

　　一个星期后，孙子的病好不容易痊愈了，我心中的病却潮水般膨胀。为了给孙子治病，家里养牲口的圈里少了一头猪和一只羊，而这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了，除此之外，仅剩一个饥饿的粮仓。

　　一直没有等到儿子回来看望孙子。这时，远嫁他乡的女儿回来看我，说她哥在工地上干活时，不小心被钢筋砸断了一条腿。怕我伤心，儿子儿媳隐瞒了实情。儿子出事后，包工头怕承担责任，跑了。

　　我听到这些，除了伤心，唯一能做的，是去村头的庙里烧柱香，祈求我流浪在外的儿女不再流浪。

　　孙子又开始在每天夜里叫：“爸爸……妈妈……”这次他没有生病，他的叫喊是一只幼鸟在呼唤父母归巢。老伴儿似乎也知道了儿子出事的消息，凹陷的眼眶装满了浑浊的液体。

　　老伴儿还是走了，走得很平静。他的痛苦终于得到解脱，他从倒下那天起，就已经死过一回。只因舍不得我，他才重新活了过来，分担我的苦痛。

　　儿子拖着残腿匆忙赶回来时，老伴儿早已入土为安。儿子趴在新堆起的土坟上号啕痛哭，他第一次发现躺倒的父亲也是一道梁。

　　老伴儿走后，儿子在家里没有待多久，又去了远方。

　　他这次把我孙子也一同带上了。他说：“乡村到城市的路很长很长，需要一辈人又一辈人不间断地走，才可能望见城市的曙光。”

　　儿子带着孙子走了，我最后的任务就是替他们守住这几间破旧的空房。

　　他们哪天走累了，或者被城市的巨手赶出门外，返回村庄时，也不至于没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只要有瓦片的地方，就有根在。有根在，就可以播撒种子，种谷子，种高粱……然后就能重建家园，孕育生命的胚芽，等待收获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