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第一份工作应该是怎样的?抱着各样的期待和梦想,抑或是无奈焦虑,我们踏向属于自己的未来。回过头来才发现,很多东西,不是你想选择就可以选择的,也不是你想遗忘就能够遗忘的 。希望过去所有的经历,都会让我们得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考入重点大学前,我已决定去端盘子了
@张利琴
2006年高考分数线出来,我的成绩距离二本线还差二十分。专科无望,三本又付不起高昂的学费。万念俱灰,我决定出外打工挣钱。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在饭馆当服务员。饭店只有一层楼,里间为雅间,六小一大。服务人员分后勤和前台两种。后勤都是店老板的直属亲戚,负责洗菜、切菜、配菜,打扫后厨,以及为全体员工准备一日三餐。当然,所谓三餐不过就是挑些客人没怎么动过的剩菜。
我刚入职的时候,店里只有两个女孩子。一个是老板娘的外甥女,勤劳肯干,另一个是老板娘朋友的女儿,和我一样高中毕业,成绩刚过专科线,经常吹嘘自己在学校混得多么厉害。得知我成绩比她高出很大一截后,她马上和老板娘打小报告,说我很可能开学就离开了。按照店里的规矩,是不收暑期工的。我跟老板娘解释,自己只有考上一本才能得到家人的支持,现在已然没戏了,这才勉强躲过这一截。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这个道理:你不惹人,也会有人惹你。
后来新招了两个女孩,一个是本地人,很憨厚,常常夸我是个老实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人,只知道自己游离在这群前途已定的女孩子中间,是一个命运未卜的存在。
另一个贵州女孩很漂亮,眼睛忽闪忽闪的,才15岁。刷厕所,撤盘碗,都做得干净利索。
她小小年纪却很得老板娘喜欢。其他女孩很快对她有了妒意,总是在老板娘面前揭她短。
对于店员之间的矛盾,老板娘一直闭口不言,有时候服务员甚至当着客人的面都能拌起嘴来。终于有一天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老板娘拉着大家一起开了个会,却也不了了之。
而我这个刚出校门的生瓜蛋,从小学到高中,读了十二年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整日被大家呼来喝去,却也难以应对各方大神交给的任务。刚开始不认识菜名菜色,想把菜单抄回去背,被大家好一阵嘲笑。“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还专门拿回去背,真是书呆子。”
一个礼拜之后,我实在招架不住,流着眼泪和老板娘提了辞职。老板娘只淡淡地说,“辞就辞吧。”
老板娘承诺说,“干了一周给你100块钱的工钱。”第二天,我去店里拿钱的时候,女孩们都沉着脸擦桌子,只说今天老板娘出门去了,工钱也没拿到。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出来就是个错误。
我始终觉得自己无法融入她们,干活不是烫了脚,就是把脏水泼自己一身。用老板娘的话说,这孩子适合去工厂悄悄地干活挣钱。
我回了家,又努力了两战,终于考入省重点师范大学,毕业后站在了为人师表的讲台上。
但自己那一年在餐馆端盘子的工作经历,一直留在我心里,成为一道难以磨灭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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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要给我介绍对象,怎么办?
@黄小小
2005年,我师范专业毕业,刚走出校门。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幸好一个本家叔叔推荐,我去了一家小学教书。
我赶紧把这个好事情告诉了对象。他在一个工厂上班,听说我已经找好了工作,也很高兴。
到学校报到时,我见到了校长,她胖胖的,看起来五十岁上下,眼镜后面的眼神干练泼辣。她很客气,还告诉我说:“好好干,一定会干出一番成绩的。”
随后,学校把我安排给张老师当“徒弟”。我每天跟着张老师听课、备课,或者和张老师一起组织学生学习游戏,日子也过得平静充实。
突然有一天,校长来见我,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还没等我说话,校长竟然很干脆地给我安排上相亲,“就是明天,你回去好好收拾一下,打扮得好看一点。”说完,校长就走了。
我想和她说明我有对象的。可是这个校长,雷厉风行,作风刚硬。根本容不得我插嘴。望着校长的背影,我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后半晌,我像丢了魂一般。张老师问我:“你怎么了?”我告诉了她实情。
“校长也真是的,不多问一下你的情况,就自己决定了,这是干什么?”张老师有点不满。她还说,校长介绍的对象极有可能是她的侄子,不大懂礼貌,还流里流气的。
张老师不忘叮嘱我,“你不要到时候心软,该拒绝就拒绝。不过——”她欲言又止。
“不过什么?”我着急地问。
“前面已经有两个长得好看的实习老师因为不愿意和她的侄子交往,结果不多久就被校长撵走了。”听到这,我心里一沉,不知道怎么办。我喜欢当老师,而且对这个工作我很在乎,这个镇小学,多少人挤破头想进来。
晚上,我躺在床上不能入眠。丢了这个工作,我还真不知道能干什么。
半夜我打了个电话给母亲。“什么事情不能等等再说?半夜有什么着急事情要说?”母亲迷迷糊糊地接了电话。我哭了,“妈——”。母亲慌了,叫着我的名字,说:“你说,大不了妈和你一起扛。”我慢慢平复了情绪,“妈,校长要给我介绍对象,如果我拒绝了她介绍的人,就可能被撵走。”
母亲听了,沉默了很久。她摇醒了父亲,告诉了父亲具体情况。过了半晌,母亲发话了:“见了面,不要同意,如果校长要给你小鞋,咱们就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第二天,校长来到教师办公室,叫我的名字,“你来一下。”张老师看看我,我看了看张老师。过了几秒钟,校长大声喊:“昨天给你说了,过来过来。”
我一边走,校长一边埋怨:“昨天已经告诉你,要打扮一下,你怎么还没有昨天精神呢。”
我只好苦笑着不说话。校长自顾自地说:“其实今天见的人是我侄子,有本事,也有文化,很好的一个小伙子。我让他看了我们学校最近来的几个老师的照片,人家就觉得你最好看呢。”我越听越别扭,步子走得很沉。
进了校长办公室,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正在那坐着,见我们进来,立刻就站了起来。
校长给我们相互做了介绍,说了句,“你们聊”就走了,还啪的一声关了门。我心里颤了一下,眼睛看着地。校长的侄子却不管不顾地开始了他的“演讲”:家里有什么车,父亲的生意多赚钱,母亲的工作多得劲。
我不想听他吹牛,只想赶紧结束见面。结果,他说着说着,竟然走过来就要拉我的手,给我看手相。
我顿时惊住了,赶紧把手放在衣服里,他还十分不满:“怎么这么不开放呀。”我们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之后,他问我一句,我就说一句,像木偶一般。我的汗水都快下来了,觉得自己像犯人一样被审问。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问我要手机号码,我撒谎说:“没有手机。”他不信。
后来校长来了问,“你们聊得好不好?”我赶紧说:“我还要跟着张老师听课呢。”校长有些尴尬,让我出了办公室。走了几步,我听见校长侄子急急地说:“好看是好看,就是太没意思了。姑,你另外给我介绍一个吧。”
我长舒一口气,脚步顿时也轻快了。
之后,校长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如今好多年过去了,往日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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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500元钱
@若水
2007年底,结束了在郑州的实习后,我只身来到北京找工作。
在表哥的帮助下,我在东五环的城中村租了一个小单间。月租200元,没暖气,只有一张床和一盏灯。那年的冬天出奇得冷,白天我只好待在网吧,一边避寒,一边找工作。
临到年底,投出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只有几个卖保险的会时不时的问候我。眼看身上带的钱就要花完了,我改变了策略,开始在求职网站上找招聘电话,一家家打过去。
我当时只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终于约到了一家科技公司销售内勤岗位的面试。
到了附近以后,我找不到地址,只好打电话问。没想到,自己竟然记错了电话,对方是附近的一家餐饮公司,在招电话接线员。电话里的姐姐很热情的招呼我过去,我心想,那就去试试吧。
餐饮公司是在一个商住两用的楼房两层,60平米左右,没有餐厅,只接外卖。前面是个10平米大的小办公室,放着一张沙发和两台电脑。后面是厨房,前后由一个小窗口连接。
电话中的姐姐给我介绍了工作内容,主要是接听客户的订餐电话,之后在电脑上下单给到后厨。工作时间早十点到晚十点,提供食宿,月薪1000元。我感觉还行,答应先来试试。
表哥不放心一个女孩外宿,和公司协商只上白班,不住宿,公司同意了。
第一天上班,之前接待我的姐姐说自己是会计,老板过两天才来。递给我一份菜单,让我先熟悉菜名。大约有50个菜,我只听说过几个。她说:“其实常点的也就十几个菜,记住常点的就可以了。”晚上下班时,我把菜单拿回家背了好几遍,第二天到公司已都背熟了,会计姐姐很吃惊:“这么快,都记住了?”我说:“比英语单词好记”。
我正式上岗了。刚开始,接听电话还是没有那么快能找到菜品,便在旁边的本子上用简单的词记下来。挂掉电话后,再操作下单。熟悉几次后,就能边接电话边操作下单了。
过了几天,我见到了老板,高高的个子,三十多岁。听说是从中专一直自修到了研究生,现在想和别人合伙开一家新公司。
老板和我聊了一下,知道我也在自考本科,于是说:“下午不忙的时候,你可以看自己的书”。干满一个月发工资时,由于没有点错过菜。老板还包了一个50元的红包给我作为奖励。
又干了半个月,离公司年底放假还有5天。由于家里有事,我需要提前回去。给老板请假时,老板让我第二天再走。我还以为是怕店里忙,担心人手不够。结果第二天老板来了,不仅发了我半个月的工资,还预付了500元,说:“第一年毕业回家过年,总要拿点钱回去,家里人也好放心”。当时听完,我鼻子一酸,感觉自己都要哭出来了。
过完初五,我没有在家多待,就赶紧回来上班了。当年,我自考报的3门课程全通过了。
想起我的第一份工作,很多东西我都忘记了,但依然记得那50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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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实习一定能转正?
@曲木么阿佳
求职路上第一步就遭遇了骗局,还是个响当当的民企,后来我暗自发誓一定要“搞”个事业单位以求稳妥。(经典心情随笔 www.telnote.cn)
2009年底,学校组织了一场大型的招聘会,江苏农科院、南京植物园两个展位被一波揣着农学硕士简历的同学挤爆。我心知肚明,招聘硕士的岗位多是萝卜坑,于是没舍得浪费彩打的简历。
不过传化公司的招聘吸引了我。小时候看过传化洗洁精的广告,又有两个浙江籍舍友介绍。事业编无望,找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也不错。
一轮笔试,一轮面试,最后我与隔壁实验室的程丽、刘星接到了实习通知。
1月11号,在雨夹雪的傍晚,我们扛着被褥、拉着行李箱到了杭州。那天是我生日,虽然没有蛋糕,但我仍然偷偷许了个愿:好好表现,争取签约。
第二天,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宋的主任,我们的实习任务是从所有蝴蝶兰品种里挑选出合适的亲本,培育出绿色蝴蝶兰,每人要交一份育种的实验方案。
听起来高大上,但我们很快就被送到温室大棚搬了一天花盆。
晚上,在楼下苍蝇馆子吃面时,收到好友的短信,她告诉我国考可以查分了,而她从800多人里脱颖而出,杀进了“中纪委”的面试。可眼下,我只能更努力地搬花盆,以求得到传化的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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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下来,我们仨发现有点不对。我跟刘星每天在温室里搬花盆、组盆,重复单调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程丽则在组培车间不停地消毒,接种,配培养基,对她来说最郁闷的要受老员工刺刺(我们私下起的绰号)的刁难。
程丽接种的时候,刺刺在一旁呆着,宋主任进门检查工作,刺刺就把程丽从超净工作台替换下来,宋主任一走,刺刺再把程丽换回去。被算计是件令人恼火的事,与老员工吵架被录用的概率极低,程丽只好忍着。
与程丽不同,我跟刘星最大的困难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几天下来,刘星手上起了水泡,我回到宿舍两个手就不停地抖,胳膊都累抽了。
第二周,温室里来了一大波万向职业学院和浙林(浙江农林科技学院)的本科实习生。这个岗就招两个人,现在一下子多了30位竞争者。
“这是来跟抢我们饭碗的。”我们不淡定了。要更卖力一些,才有机会被签约。
他们来了后,原本一天的花盆两个小时就搬完了。接近晌午,就把苗床上的蝴蝶兰搬完了,我们坐在一起闲聊,才知道其中竟然有大二、大三的学生。
“怎么大二大三也来实习?不上课么?”我好奇地问。
“学校要求的社会实践,每年都是这样,不来实习毕不了业。”
“那你们有实习工资么?”
“没。”
“岂不是白干?”
车间主管进来一看,我们坐在地上聊天,她一只手掐腰,伸出另外一只手的食指指着我们:“这才几点你们就不干了,像什么样子。不想干是吧?好,今晚加班!”留下学生们唏嘘一片。
“加班?总要有活干才能加班啊,这里的花都没了,让他们加班做什么呢?”一个老工人看不过,抱怨了一句。
“哎呦,传化的实习生我见得太多了,一波一波地来,一波一波地走,传化的活都让实习生干了。”一位阿姨脱口而出。
我吃惊地问阿姨,“你说的是真的?”
“每年一到这时候都有大波的实习生进来,也没见谁留下。”阿姨说。我心存侥幸,暗自安慰自己,我属于应聘实习,与他们不同。
那天晚上回宿舍的班车上,没看到白天一起干活的实习生,临下班拉来一批花,让他们加班组盆,夜里十点她们才回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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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丽跟刺刺发生了正面冲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你就怕我们三个被录用抢了你的饭碗。”刺刺是本科生毕业,萧山本地人,组培室的一切日常归她负责。程丽的硕士研究方向也是组培,在试验方法上比刺刺更有优势。所以刺刺每次刁难她,她都觉得刺刺是想逼走她。
“就你们还想被录用?切。”刺刺轻蔑地说。
第二天,程丽收拾了行李走了。临走才告诉我,她明天去要绍兴一个事业单位面试,传化不过是个备胎,现在备胎先破了。“传化肯定不要我了,祝我明天好运吧。”
当我跟刘星还在组盆车间热火朝天搬花盆时,收到程丽的短信:我被录取了。
当时,年宵花到了供不应求的时节,所有的实习生每天加班到夜里11点才回宿舍。
“你不觉得我们跟这些实习生没区别么?每天搬花盆、组盆、倒垃圾,初中毕业也可以做,干嘛要招硕士?”机械的劳动让刘星对招聘产生了怀疑。
“我们不是为了写育种方案才下基地的么?”我说。
“我怀疑那就是个幌子。”刘星的话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两天后,刘星回了南京,我又继续干了一周组盆的活儿。当我发现自己的组盆水平大涨的时候,我买了小年回家的车票。临走前,我写了一份像模像样的实验方案送给宋主任,并谈了一些自己对实验的一些看法。其实不过是想多努力一把,给自己谋定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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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一直没等到传化录用的通知。打电话去问,被告知:招人计划取消。
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有种被骗的感觉,我拉下脸皮追问实习工资,却没有得到回答。
4月份,我与南京的一所公立中专签约,实现了拿到事业编的小愿望,与我一同签约的还有刘星。
4月底,学校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春季招聘会,我意外发现传化大地又来招聘。
“不要脸,南农的研究生当真是他们廉价劳动力啊。”我拽着刘星要去招聘会场大闹。
招聘展板还是去年那块,负责招聘的还是人事部门的小杜。看到我们出现在会场,小杜很吃惊,刘星主动跟他问候叙旧,只字不提我们那次招聘,我几度要插嘴都被刘星拦住。
离开招聘摊位,刘星说:“他也是员工不要为难他,有些事不是他能决定的,本质问题在于传化是民企,哪个资本家不想着剥削廉价甚至零价的劳动力?”
再后来我跟刘星都换过工作,不过目标都是事业编,没别的,就图个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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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找到了,我还把自己“嫁”了
@李重吉
1975年,家里十分困难,可是我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年近20,到了说媳妇的时候,可还缺少一个工作。
对我的事情,父母着急是着急,可是他们都是老实的农民,能帮的忙实在有限。我也很着急,同伴中有些人已经订婚结婚。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总觉得前途一片黯淡。
我上面还有3个哥哥,两个结了婚,三哥还是光棍,整天在村里晃荡,父母看着我们俩也只能长吁短叹。
村里人知道了我家的情况,不要说给我们说媒,有些看见我们父母求人的眼光,好些人都躲得远远的。
未来在哪里,我很迷茫,也很痛苦。不过1975年秋初,我时来运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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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到集上赶集。口袋里没什么钱,就是图热闹。看见好多人围着一个东西看,跑上前,得知镇上的棉加厂要招工。布告很显眼,我凑上去看了又看,只要过了17岁就可以报名。
当时我也没有回家给父母报告,自己就跑到棉加厂报了名。报了名之后,心里很忐忑。我家一没关系,二也没个熟人,不知道能不能被招上。于是,我那天,报了名没有走,就围着报名点转来转去,看来看去。
主管报名招工的王师傅看见我不走,就问我:“小伙子,你忙不?”
我连说,“不忙不忙”。
王师傅说:“不忙,你就给我帮帮忙。跑个腿,倒个水,拿个笔什么的。”
“好好好”,我求之不得,连忙答应着。随着王师傅的指派,我跑前跑后。一边偷瞄报名的情况,一边问王师傅,“能录取多少?”一问才知道,录取的比例不高。
王师傅看我人很勤快,就打趣:“小伙子,要是不录取你,我都不同意。”这一句话把我的泪水差一点都说了下来,我知道自己的家境。
我一边倒水一边冲王师傅喊:“王叔,你说我能录上吧。”王叔看着我面有难色,不像之前那样痛快了:“报名人太多,这可不一定。”说完,他一扭头,似乎不愿意给我一个承诺。我的心里顿时凉了,一下子对帮忙变得不大热心。
不过我没有走,在大太阳下继续跑腿,随着王师傅的话忙来忙去,一会取个笔,一会拿张纸,我想再问个什么,得到个保证,可是话到嘴边还是说不出。
渐渐地到了黄昏,看看天色不早,我怀着一肚子心事跟王师傅说了再见。也许,今天是白忙了。我走了好几步远,王师傅在后面喊我:“小李,你干啥去?一会吃个饭。”
我摆摆手,想着还是回家算了。其实心里有些委屈,毕竟这个招工几乎就是我的全部希望,可惜还是比较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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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步走路,忙着要走回距离8里地外的家,那时候我还没有自行车。
不成想,王师傅过来追我,嗔怪道,“这娃,你走啥,你走啥?吃个饭,我送你回家。录你,我说了不算,但是一顿饭还是有的。”
我也确实饿了。王师傅几个人拉着我去了厂子的食堂,大师傅给我们炒了好几个菜,不仅有鸡蛋,还有一盘肉。
那时候这些东西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吃了几个馒头,只记得撑得最后走路都困难。我心想,要是能在厂里上班,该是多好的事。
王师傅一边看着我,一边说:“慢些吃,慢些吃。”我嘴巴里塞满了大馒头呜呜咽咽地回答,“嗯,嗯。”
吃了饭,喝了汤,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我说,“还是走回去吧。”王师傅拉着我:“这娃,还是我送你,走。”王师傅推了一个自行车,让我坐在后面,往我家的方向去。
凉风习习,秋夜有些微冷了,路边的虫子吱吱地叫着,王师傅驮着我在月光下慢慢地骑行。
他不经意地问:“家里父母都在吧。”
“在呢”,我回答。
他又问:“订婚了吧?”
我说没有,“家里穷,没人愿意嫁给我。”
王师傅严肃的说:“你要是入赘呢?”
我说,“行呀。”
王师傅叹口气:“我家三个姑娘,二姑娘可好看呢。”
我问:“是么?”
“小伙子,真的。”王师傅一句一句缓缓地说。
“有多好看?”我有些放松,故意打趣。
“反正好看,你要是不嫌弃,你到我家来行不行?”
我高兴的叫:“行,怎么不行。”
王师傅下了自行车,叫我也下车。“小李,你下来。这个事情着急不得,你下来咱们慢慢说。”
微风刮着,我们说了好些话。到了我家门口,王师傅叮嘱我:“你给你妈你爸都说说,要是行就来找我,工作的事情我帮你。”
进了家门,母亲骂我:“野哪里去了,这个时候才回家?”我拉着我妈的手笑着不说话。
母亲看着我:“赶紧说,我就知道你有好事。”
我说:“妈,你可站好,一定站好,我有天大的好事告诉你。”
我母亲打我,“赶紧说,不要吊人胃口。”
我笑嘻嘻地说:“妈,棉加厂要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和嫂子们已经站在我的身边,大嫂说:“你想去棉加厂想疯了吧。”
“就是就是”,我着急了。
大嫂继续说:“我不信。”大嫂不信,其他人也不信。
我把白天的事情和王师傅说的话告诉了家人。他们听了,都很高兴。母亲还说,怪不得今天我干啥都觉得轻快。家里好几个儿子,入赘出去一个,父母当然开心。
第二天,不爱说话的父亲被母亲拉着一起去了镇上的棉加厂,见了王师傅。
没过几天,我就被招进了棉加厂。我也开始赚工资了,一个月18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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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快就有人在背后说我:“人家把自己嫁了哈哈。嫁了——”只有女人结婚用“嫁”字。我听了心里不舒服,可是为了工作,我还是默默忍了。
王师傅对我很照顾,让我学当电工,学做保管。平时我不是看书,就是钻在宿舍里学习如何拆卸电动机,自己学修理。
没多久,一天,母亲叫我,“走,去见一个人。”
我知道是去见谁。
去了王师傅的家,一个很舒适的小院子,在一间屋子里,我见到了王师傅的二女儿。我有些吃惊,竟然是一个黑瘦黑瘦的姑娘。母亲也见了,她似乎也不满意,悄悄对我说:“不好看。”
我心里不高兴,可是能选择么?
中午,王师傅招呼我们母子在他家吃饭。饭桌上,王师傅说:“本来想找个媒人的,不过咱们都熟悉了,这第一回就是见见,行,就好。不行,我就跟厂里说,另外找电工。”
母亲也不看我,一边吃一边说:“咋不行?只要是个女娃我都满意。”母亲说的话是假话。可王师傅听了很高兴。二女儿没有和我们一起吃饭,轮到她端饭的时候,她出来一下,迅速不经意地看我一下,我能觉察到。
我糊里糊涂出了王师傅的院子。一桌子丰盛的饭,我吃得心里没有滋味。
母亲和我在路上走,一边走一边骂我:“你就知足吧,你们弟兄四个,就你命好,不仅有了工作,还有了媳妇,你还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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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我给你说,人要学会知足。”我不说话,默默认可了母亲的话。
我想通了,我知道命运有时候不是你想选择就可以选择的。
很快,我就和王师傅的女儿订了婚。我在厂里的工作就更加稳固了。在我和王师傅都在场的情况下,总有人喊:“小李,叫爸呀。”
王师傅总是期期艾艾地看着我。我只好配合着:“爸。”王师傅答应得响亮。我却觉得别扭。
结婚的头几年,我对二霞都是不冷不热的。二霞对我倒是很好,给我洗衣服、洗脚、做饭,样样都顺着我。
王师傅和师娘看不过,有时候就在无人的时候点我:“你要是笑脸少,我告诉你,我能让上班,也能让你滚。”除了这样的话,王师傅一家对我真的不错,是我把人的相貌太当一回事了。
后来有了孩子,二霞也变得丰润了,我们开始了恋爱,我心里也装了二霞。
90年代,我下了岗,王师傅也走了。后来做生意,开小饭馆,日子也不差。如今我们也老了,每天拉着二霞的手在县城的大街上转转,看看手机里的新闻,我很知足,就是觉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