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某个冬日下午，当年过不惑的宁浩坐在北京暖气充盈的工作室向来访者侃侃而谈又一部即将上映的“疯狂”系电影时，一定会想起少年时代在家乡的那个冬日，被警察按倒的雪地黄昏。

　　这是一个戏仿经典写作的开头，一如十二年前，宁浩那部致敬经典的开始。

　　自述：宁浩

　　少年时代

　　我小时候，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学校附近接连出了一些案子，连环作案。班上一个同学家里被抢，蒙面人逃走了。他受到了惊吓，于是我们几个同学每天送他回家。

　　那些天已经下雪了，我们很多人一起送他，有点无聊。我和几个人跑在前面，然后折回来逗他：你说的那几个人是不是穿军大衣、戴貂皮帽戴口罩？同学吓坏了，连连点头。我说，你家门口正站着三个这样的。——其实这都是他之前和我们讲了好多遍的。他说，浩子要不你们再去看一下？我们说好。假意转了一圈回来，同学不见了，整个学校里找了一遍也没找见。于是我们就自己回家，刚出了宿舍区就被警察撂倒在雪地上。

　　原来同学报警了。

　　警察见我们小孩，语气缓和了一点：你们刚才看见那三个人了？

　　我说：没。

　　那就是我的少年时代，一眼看上去，未来的出路没什么可选，甚至连街边的饭馆都没几个。你只有做好学生考大学，或者无所事事，或者去当兵，要不然就是留在工厂做工人，可见的就是这四条路。

　　但这四条路上都是人潮汹涌。你根本没有条件和权利去想哪条路你喜欢或者四条都不喜欢，你只有跟着大家往前跑。只有跑在前边的凤毛麟角的人可以出来，无论是无所事事还是考大学。大多数人只能留在一个混沌的状态里，或有个工作就干着，没有就算了，就这么一个生存状态。

　　如果电影没有改变我，或说那部刘德华先生出钱的《疯狂的石头》没有改变我，可能我就处在前边说的混沌状态。中学毕业那会儿我爸已经给我托了关系分配到钢铁公司宣传部，我在门口把档案扔了，我说我不去了。

　　生于70年末的这一代人，我觉得我们脑子里还是有极强的竞争意识，都是赛跑和竞赛高手，但是喜不喜欢这件事是个问号。你看中国的很多运动员，一旦退役就再也不干这件事。相反国外的很多选手退役后，终身从事体育事业。这可能说明在一开始，他并不是真的热爱这件事。只是因为你身体好，就被选进体校，你也没得选。

　　我相信90后的选择能力会被我们强很多，他们生下来看到的，就是一个物质极端丰富的世界。他从小在训练一种东西，就是说我可以在很多东西和很多路径当中去选我喜欢的。所以他们的特征可能是善于行动，但是，是不是也善于思考，去认清自己喜欢什么和到底为了什么做这些事，就未必是强项。

　　拍电影就是一件必须不停地跟着这个时代、与时俱进的事情。

　　出乎意外的黄渤

　　我喜欢那些看起来不像演员的演员，其实他带有他背后生活的印记和特质。有的演员我从他的脸的后面看不到他的过往。他过去是谁？代表什么人？经常是模糊的，或者他只代表帅、美。我更会关注说这个人的脸背后代表着哪一群人？社会小青年？农民？还是中产？他背后的气质是什么？那才是活的。

　　黄渤比我大几岁。我俩是朋友，必须是朋友，否则事情没办法做。

　　大家都看见了，十二年来，我的疯狂系列都有这个人，名字都叫：耿浩。这是我哥们的名字，我懒得起名字，于是一路耿浩下去。

　　我和黄渤一起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还真不是拍“疯狂”系电影，而是一部叫《奇迹世界》的短片，2007年的。《疯狂的石头》那时已经上映了，但黄渤只收了我一万块钱片酬。片子里有大量的徒手跑酷镜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黄渤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就那么一路凌空跳跃，从一座楼顶跳下来到极窄的一个斜坡再跳出去，从离地百米一人宽的龙门吊斜坡上就这么溜下来。

　　黄渤和我说，要不你把这一条留到最后拍？万一摔死了，前边的那些你还能用。

　　那时和黄渤合作已经两年多了。最初看到他是在北京电影学校的校园里，每天收拾得很利索，趾高气扬地横穿校园，形象气质很特别。

　　我开始以为他是导演系的，没想到是表演系（配音班）。

　　筹拍《疯狂的石头》时，我们剧组在北四环问一个楼盘的物业借了一间毛坯房，全组平均年龄28岁。我把黄渤约到剧组，没给他试戏，唯一没试戏的就是他，他后来上我的片子也从没试过戏。之前我看了管虎拍的一个民工题材电视剧，黄渤在里边非常出彩，我琢磨就是他了。

　　当时黄渤来了，坐在那里满眼疑惑，但是特别客气，一直保持一个观察的状态。我飞快给他讲了一遍故事，他听完说：都行。那是他惯用的语气，我至今印象深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就叫门当户对。合作过程中，大家对于审美有很多默契的地方，从第一次合作就建立起来了。

　　黄渤去年刚做了导演。我看他的《一出好戏》还是有点出乎意外的，原本我觉得可能喜剧色彩会比较重，但其实到后面他还是聚焦在了社会现实，这个是我没想到的非喜剧的一个类型方向，蛮有价值的。

　　我觉得如果每一个导演不是大家都说什么挣钱我先弄那个事情，而是说哪个更适合我或者我更感兴趣的，由衷地把它拍出来，那就会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态势。

　　寄托10后

　　2014年我拍《心花路放》之前，买了一部国产汽车，和编剧开车去三亚。我习惯隔段时间离开北京去外面一路跑一路写东西，在北京杂事太多，出去反而相对封闭了。结果开了4000多公里到三亚的时候，我的编剧一手托着车里摇摇欲坠的电视机，一手扶着快掉下来的玻璃，车子的档也掉下来了。

　　到了维修点，修车的和我说，得，这不您先开出问题了么，正好第一遍大修。我说为什么是这个逻辑？20年前这个逻辑我信。

　　我问师傅，这个车开一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一直“哗哗哗”在响。师傅说，咳，看见没，这几个螺丝就直接给你放在上头，没拧。

　　我说，这不是设计问题，是装配工人的责任心问题啊。

　　这次我拍《疯狂的外星人》，拍了五个月，特效制作时间超过一年，都是和好莱坞公司合作。合作完你就明白差距在哪里了，就是太有差距了，这种还真不是说咱们今儿技术崛起了，你光在那里说还真不行，你做不到。这是一个综合问题，基础教育问题。要从小学开始教一个人，什么叫责任心？什么叫沟通能力？什么叫管理？每个人从小具备各种环节意识，整体素质才能达到一定程度，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准就高了。什么叫工业？工业是一群人完成的，任何一个人掉链子都不可以。

　　我们国家不仅仅是电影产业，其他产业也是这个问题，不仅仅在于技术方面，需要看90后、00后的整体教育精度到什么程度，甚至要寄托10后了，这就是现实情况。要导致一个东西优异，任何一个配件部分都得到位。

　　功德的事

　　我和黄渤同月同日生，都是处女座。我连生日经常集体过，我看他就跟他看我一样——好像在照镜子，说一句：你怎么这德行？

　　这十二年的变化，皱纹啊白头发啊，变化还是有的。除了我们拍出的这些戏，大家在自己的生命阶段都在一步一步往前跨越。以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要顾虑很多，身边都有很多同事以及有完整的体系了。从单纯的一个状态，到必须把精力分开一些，去照顾不同的责任面。我现在慢慢做的，就是帮助周围的创作人，帮助更多的好导演拍电影，选择用工业化的标准做，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挑战。

　　黄渤就说，宁浩在做功德的事情了。

　　2019年，冬。

　　北京朝阳区。某创意办公园。

　　一人多高的雕塑孙大圣横握金箍棒，不响。

　　地球人都知道的好猴子端坐在这家名曰坏猴子公司的玄关。

　　宁浩说，他严重嫉妒即将上映的电影里的某男主角。在拍这部电影前，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打了一年电游。

　　说这话时，宁浩十一点钟方向的墙上挂着一幅我猜正是出自于他本人的油画。画中一个酷似青涩时期的宁浩的青年倚墙而坐，表情冷酷、长发及颊；画中人的左手边，靠墙有一幅油画，画中一个酷似青涩时期的宁浩的青年倚墙而坐，表情冷酷、长发及颊；仔细看，画中画里有一个酷似青涩时期的宁浩的青年倚墙而坐，表情冷酷、长发及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