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小时候爷爷太过宠爱我了，爷爷去世都五十多年了，他那音容笑貌还时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种幸福感绵远悠长。今天我想用粗略的文笔，写下爷爷晚年的苦乐趣事儿。
——题记
农村有句古话，叫人活七十古来稀，爷爷是村上年纪最长，辈份最高，有着很高威望的倔老头儿。
印象中，爷爷瘦高个儿，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儿，眼不花，耳不聋，象树皮一样的脸上，布满了沧桑，满口的牙齿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下岗了。八十多岁了还有着的倔强的脾气，很任性。爷爷有个形影不离的伙伴儿，就那是个“柱人为乐”的漂亮拐棍儿，其实也不值钱，就是一根木棍儿，上边带个拐弯弯的手把儿，被爷爷的大手磨得如碧玉一般流光华润。
爷爷一辈子只和土地打交道，没出过远门儿，老年最大的兴趣，就是上街赶集，看看人烟，和老朋友聊聊天儿，看看街头玩猴儿打耍的，给自己找点乐子。爷爷赶集的时候，一出门就把拐棍往那后腰间一横，两手攥住拐棍两头，哼着不着调儿的小曲儿，雄赳赳气昂昂。
爷爷膝下有四个儿女，我的两个姑姑，伯父和父亲，父亲是他最小的儿子。奶奶去世的早，中年时的爷爷带着全家，从老家水星赵来到现在的官庄，给地主家种批子地（按产量分成）租住地主家的房子，辛苦了大半辈子，依然田无一垄，房无一间，一直到解放时候，才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房屋。
伯父和父亲一直没有分家，还有大姑也在家里住，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姑夫参加了皇协军，不到半个月就被枪打死了，大姑二十四岁就守寡，在婆家被人唾弃和欺负，就带着表哥住回了娘家，这一大家子人在爷爷的领导下，还算和谐。土地改革的时候，表哥已经长大成人，大姑才和表哥一起回了自己的家，伯父也和父亲分了家。
分家时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住在我们家里，吃饭就两家轮着，这让爷爷很纳闷儿，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姑不会做饭，爷爷说大姑蒸的馒头象牛屎铺摊儿，擀的面条象豆茬，根本挑不起来。大姑也只能摘菜打下手，伯母烧锅，擀面条蒸馒头炒菜都是母亲的，这一分家，爷爷可闹心了。前半月在伯母家吃饭，其实伯母很善良，也很孝顺，就是人太老实，手脚有点拙笨，说话也不怎么利索，不会做饭，就连玉米糝子都磨不好。别小看磨糝子，那可是一道技术活儿，把磨过的玉米，放在面罗里，两只手端着罗，一手用力轻，一手用力重，转圈晃动，一直转的玉米皮子全部集中在中心部位，才用手轻轻地抓出来，然后再磨，需要好几遍儿才能抓净，糝子磨得细，皮儿抓的净，摸着手感好，看着金灿灿的，熬出来的饭才又香又粘糊。伯母怎么都学不会，磨的糝子又粗又大，又有皮子，涩拉拉的，爷爷咬不动，也咽不下去，特别晚上吃面条，爷爷一端起碗，就长吁短叹，用筷子挟着一根面条儿忽闪几忽闪，摇摇头无奈地说，这哪是面条，就是铡钉（铡草刀上穿的指头粗的铁钉）能砸折鼻梁骨，说完把碗一放，气呼呼地去睡觉了。说的伯母两眼泪丝丝的，为此伯父常常咬着牙跺着脚骂伯母不中用。母亲看爷爷不高兴，赶紧做好饭，把第一碗饭端给爷爷，轻声对爷爷说，爹，您别生气了，您在那儿吃不好，就回来吃。爷爷接着象丝窝儿一样香喷喷的面条，舒心地笑了。
爷爷轮着吃饭，也只是个形式，母亲总担心爷爷在伯母家吃不好饭，大多时间都还是在我家吃，每逢爷爷过生日的时候，母亲提前几天都念叨，到了生日那天，母亲一早起来，第一时间给爷爷煮几个鸡蛋，中午做肉臊子长寿面，在那个穷苦年代，爷爷感到非常幸福，母亲忙于家务，偶尔也会把爷爷的生日忘记，等想起来时赶紧煮好鸡蛋，拿到爷爷面前并给爷爷道歉，爷爷高兴地双手接过鸡蛋，脸上笑开了花说，忘生儿好！忘生儿好！咱能越过越旺了。
爷爷是个偏心眼儿，轮到伯母家吃饭的时候，集不集都要上街转一圈，回来就睡觉，轮到我们家的时候，精气神就来了，吃完饭就帮助父亲干活，到了秋天，收罢秋庄稼以后，爷爷也不要拐棍了，吃完饭就背着他的鹰爪儿（两个齿的耙子）去刨芝麻茬，棉花茬，然后捆得整整齐齐的，用鹰爪儿把穿着柴活捆，背到肩上，步履蹒跚的回家，母亲看着满头大汗的爷爷，心疼地说，爹，您老儿别去干了，咱家不缺柴烧，让别人看见了，会以说我不孝顺您呢！爷爷眼一瞪说，我高兴，谁敢说我掰他牙。一秋天的辛苦劳动，爷爷住的一间房子，除了他的床，垛满了柴火，一直挨着房顶。
冬天，没有了绿色的陪衬，显得一派破落凄凉，只有袅袅炊烟弥漫着村庄。增加了丝丝温良，我们家门前堆了一个小山一样的土堆，那是生产队垫牛铺用的土，晴天的时候，爷爷最喜欢晒太阳，穿着母亲给她做的黑蓝色的厚厚的长袍子，棉袜棉靴，双手的手指交叉枕在脑后，眯缝着眼儿，翘着二郎腿，靠在背风向阳的土堆上，晒得暖洋洋汗津津的，小弟弟趴在爷爷身上，给爷爷捋捋胡子，甭提爷爷有多高兴。
小时候总觉得爷爷很有钱，小布包儿里一沓儿一沓儿的，常带着我上街买好吃的。卖油馍和卖包子的老板一看见爷爷，老远都打招呼：二伯好哇！您老儿又带着孙女儿赶集了，爷爷笑呵呵地答应着，把那用布裹一层又一层的钱，小心翼翼地掏出来，递给人家说，给俺串串儿包子，隔一天油馍，隔一天水煎包儿，爷爷一次都舍不得吃，原来那是伯父家三个哥哥孝敬爷爷的钱，爷爷舍不得花，都让我给吃了。
三年自然灾害中，爷爷可受苦了，那时候农民都吃食堂，不准自己做饭，每年荒春时节，食堂就分点煮熟的高粱籽，爷爷咬不动，只好用蒜臼把高粱籽捣碎吃，高粱很涩，年轻人还勉强凑乎，老年人吃了就拉不下来，爷爷瘦得皮包骨头。大旱之年，蝗虫多，我们叫它蚂蚱，铺天盖地，爷爷想了个好主意，薅了一些青麻杆，用他那象枯树一样的老手，编了几个小篓篓儿，用剪刀把烂鞋底子剪成两半儿，用锥子钻点小窟窿，用针线把小木棍儿连在半截底子上，蚂蚱拍子就做成了，爷爷带两个小弟弟，去逮蚂蚱，我去剜野菜，别看爷爷八十多岁了，手脚儿还挺利索呢，半晌的时间，蚂蚱娄装得满满的，有大老扁，过冬飞，有老飞头，等等，大老扁长得很好看，圆长的肚子，扁扁的头，长着双层的翅膀，上边一层是青绿色，下边一层象蜻蜓的薄翼，金黄透亮，飞得很快，长圆肚子，小时候是绿色的，长大了变成黄色，一肚子的卵子，它一产卵，生出几百个小老扁儿女。过冬飞长着雄壮威武的身躯，呈暗褐色，飞起来嗖嗖的带风，飞不太远，它能藏在很隐蔽的地方越冬。老飞头有大有小，有暗褐色的，也有黄绿色的。回到家里，爷爷把它们倒在地上，哇！一堆的蚂蚱乱呱拥，有的还想试图逃跑，爷爷用他长长的指甲，先把它们一个个翅膀掐掉，然后再把头拽掉，带出一滴流肠子，场子里边全是屎，蚂蚱头喂了小鸡儿，蚂蚱肚儿，放在水里洗干净，没有油，就放点盐炒一炒，炒的黄澄澄燋露露的，香气四溢，闻着就让人垂延欲滴，我们吃得很高兴，爷爷干瞪眼，只得把他的蒜臼搬出来，把蚂蚱捣成面儿，吃的那个香啊！爷爷没牙嘴漏风，吃着掉着，一只手往嘴里填，一只手在下边接着，胡子上粘的都是蚂蚱粉，爷孙四个吃着笑着，把爷爷笑得都不好意思了。农村有句俗话，叫蚂蚱只活八个月，一霜打个直拉觉（一下霜蚂蚱就被霜打死了）从春天到深秋，爷爷一直带着弟弟们逮蚂蚱吃，慢慢的爷爷的身体也健康了，脸色也显红润了。
为了帮助孙子们渡过灾荒，爷爷在河边儿刨了一块地，种了很多梆姜，梆姜长得很高，叶子像向日葵，又比向日葵叶子瘦，繁殖的很快，果实在地下，和生姜长相差不多，比生姜个儿大，麻麻的，不能生吃，只能煮熟或者烧熟了，吃着甜甜脆脆的，吃多了会反胃，只能救一时心慌。邻居家的孩子们，饿极了都会去扒点烧烧吃。
我们家乡人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还还真应在了爷爷身上，好不容易熬过饥荒年，生活刚刚有所好转，我上五年级那年，阴历二月的一天，是星期天，爷爷和往常一样让我和他一起上街赶集，爷爷逛街，我就去了学校做作业，一会儿的功夫，有人去叫我，说爷爷被汽车轧了，我象疯了一样哭着喊着，跑到爷爷身边，爷爷躺在地上，左脚被汽车压掉半拉，鲜血直淌，那半拉脚粘在了汽车轮胎上，碎了，好心的人们，把爷爷抬到街上的卫生所，让吕医生给爷爷包扎伤口，他们告诉我说，你爷爷太倔了，汽车过来的时候，别人拉着他说，老先生，汽车过来了别走，爷爷就象没听见，径直向前走，刚迈出左脚，就被压上了，其实那时的汽车非常少，偶尔才会过一辆，就是这偶尔的一辆，正好伤到了爷爷。是爷爷的倔犟还是天意，谁也说不清楚，看着爷爷痛苦的样子，我真是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丢下爷爷去上学校，我哭得伤心极了。
同村的人回家捎信儿，爷爷的脚包扎好，父亲他们也抬了个门板来了，铺上被子，把爷爷放到门板上，抬回家了，伯父和父亲也不会讹人，让人家把车开走了。回到家里，爷爷疼痛难忍，逼着伯父去给他买藤黄（一种有毒的药）想一死了之。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爷爷的伤日渐好转，脚上也长出了嫩嫩的肉芽，每天放学我就坐在爷爷的床前，陪爷爷说话，给爷爷捋捋胡子，爷爷张着大嘴笑着说，我好了还能去上街赶集。就在大家充满希望的时候，爷爷突然高烧不退，医生诊断，爷爷患上了破伤风，慢慢的神智昏迷，口齿不清，两个月后的四月十二的晚上看着爷爷情况不好，一家人都没睡觉，守在爷爷身边，到了大约五更时分，爷爷带着对儿孙的不舍，口中模模糊糊呼唤着我小弟弟的名字，波——波——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在儿孙们地目送下，灵魂缓缓升入了天堂，享年八十四岁。
爷爷最大的梦想，是能亲眼看着我考上初中，可爷爷没能等到那一天，由于我的疏忽，爷爷的死，也给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