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六月的一天，爸爸打来电话，说妈妈身体不好，要带她来检查。可当我第一眼看到妈妈时，心里猛然往下一沉，她已经变得差一点我就认不出来了！
她表情木然，脸庞瘦削，原本壮实的身子缩小了一大圈，衣服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根本不象是她原来穿过的。
后来问了老爸才知道，原来她身体不舒服已经有一阵子了，可是家里有一些事没忙完，一直拖到现在才来。
顾不上埋怨，我赶紧带着她上医院验血、作B超。等结果一出来，我们就懵了：胰腺部位发现两块阴影！尽管验血结果不是很清晰，但医生的话却让我们如雷轰顶：妈妈很可能得了胰腺癌，剩下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了！
但我还是不太相信。妈妈身体一直很好，她的三个姨妈最小的也已经活到80多岁了，可身体还很硬朗。这说明她们家族有高寿的传统，我原想妈妈最少也能活到80多岁的。何况，她的家族从来没人得过癌症，按理说这事怎么也不会发生在她身上啊。
我开始上网搜寻，心情也渐渐越发灰暗，网上查到的妈妈这种症状类似情况基本上全是胰腺癌，和县医院医生所说的相差无几！知名人士当中，如苹果掌门人乔布斯、原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得的都是这种病，而且都没能坚持活下来。他们得到的可都是最好的治疗啊。
究其原因，是因为胰腺位置的特殊性，因为在其他内脏器官之后，日常检查不容易发现存在的隐患；再者，胰腺病发作时，症状通常表现为腹痛，和胃病极其相似，不容易被察觉；最为关键的是，得了胰腺癌被检查发现时绝大多数已经是中晚期了，且发展极快，通常胰腺癌患者寿命不超过三个月，最多半年，堪称“癌中之王”。
我没有将查的结果告诉爸爸，我怕他心理承受不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准备尽最大努力去尝试。爸爸在报纸广告上看到一种保健品，据说对这种病有特别疗效，于是花三千多块买了一个疗程的进行尝试。虽说我明知保健品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可还是不忍心断了爸爸的希望，没有阻止。同时，我又在网上搜索专门治疗这种病的大医院。我压根没有想去市医院检查，毕竟这种病只有大城市的大医院才可能有比较先进的检查和治疗手段。
这些医院网站的界面上是清一色地窗口频繁跳动，医师头像更迭闪烁，点开右下角的界面就可以进行咨询了。我先是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在北京的武警三院。当时找这家医院，主要是考虑哥哥正好在北京打工，照顾方便，毕竟我请假时间不好太长；同时我想带妈妈到北京转转，让她在有生之年能看看天安门，登上万里长城。可是，这个愿望终究还是没能实现。因为哥哥花了不少时间找到了那家医院，却发现规模不大，而且也不是专门治疗肿瘤的医院，不太让人放心。
后来，我又找了上海的几家医院，最终选择了上海中大肿瘤医院。我想，这是专治肿瘤的医院，能在大医院林立的上海立足应该不会太差；医师方面从介绍来看，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老专家；而且据称最新微创介入治疗的方法，不仅疗效显着，还能减轻病人的痛苦。于是，我便在网上预约挂号准备动身。
具体的日子我不大记得了，只知道是端午节的前几天，我向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带着爸妈一起踏上了去上海的长途汽车。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陪他们出远门，也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上海中大肿瘤医院位于上海市场中路和江阳南路交叉口处，离我们下车的上海汽车站南站还有些距离。出了车站，我们先是穿过一条人潮汹涌、七拐八弯，却光亮鉴人、商场林立的地下通道，然后带着第一次乘坐地铁的爸妈进了1号线的地铁车厢。车厢里最具特色的是年轻人，或坐在座位上，或靠在柱子上，清一色地头不抬起、目不斜视，戴着耳机、对着手机，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尽管身旁形形色色的人流来来往往。
名为地铁，实则在高低错落的楼群中间的高架桥上穿行。在坐了半个多钟头车，过了十几个地铁站后，我们下车了。可等了好半天也没见一辆出租车经过，只好询问路人，听说医院就在前面不远处，我们决定步行前往。尽管当时妈妈身体有些虚弱，爸爸也年纪不小了，可还是坚持陪着我一起在上海的街头踯躅前行。
我们所处的位置再往前，就是地铁一号线的终点站。那里不是热闹繁华游客熙攘的南京路，也不是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浦东新区，看上去和普通中等城市的街道没什么区别。在过了两个红绿灯后，我们来到一个铁路公路交叉的路口，抬起头，绿底白字的“上海中大肿瘤医院”赫然出现在眼前。四层建筑的楼顶，也有白底红字“中大肿瘤医院”几个大字高高矗立。没有想象中拥挤不堪的楼群，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上，十字路口的拐角处，医院展开了双臂，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怀抱。
锃亮宽敞的大厅里没几个人，在询问了咨询台的女护士后，她非常热情地带我们上了二楼，来到一个医生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脸庞瘦长、慈眉善目、身材高大的老医生，看样子大概60岁上下。这位医生姓唐，和我一个老同事父亲的名字仅一字之差，又同是安徽人。见到老乡，我们心情不禁放松了许多。唐医生详细地询问了妈妈的病情后，就马上开了住院单，说是明天再全面进行化验检查。我心想，这下好了，本来还以为未必能马上住上院呢，那样还要找宾馆住宿就太麻烦了。
妈妈被安排在四楼的一个病房里，共有三个床位，其他两个还空着。正好，当天晚上，我和爸爸一个人有一张床睡，真是太好了。我抽空到其他病房门口转了转，三三两两住了些病人。整个住院部安安静静的，根本不象一般大医院里人来人往的，嘈杂得很。我有些疑虑，但转念一想，这里只有肿瘤病人，又大多是远道而来的，当然人不会太多了。要不然，病人太多了，岂不是很可怕？
第二天，在进行了验血、B超、CT、核磁共振一系列检查后，结果出来了。我忐忑不安地被单独叫到住院部医生办公室，唐医生表情凝重地对我说，在你妈妈的胰腺内发现两个肿瘤，同时已经转移到了肝部，在肝脏位置也存在一个肿瘤，确切地说，你妈妈已经到了胰腺癌晚期！原本还心存一丝侥幸的我，当时就呆住了！看到我一言不发，唐医生又说，病人病情很严重，但是做为医生，我们会尽快研究，制定出最好的诊疗方案，尽最大努力去挽救病人；虽说彻底治癒可能性不大，但延长病人的生命，减少患者承受的病痛折磨还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他让我不要把病情告诉家人，以免因刺激造成病情恶化。
出了医生办公室，我立刻强迫自己的表情变成放松的样子。我告诉爸爸，说妈妈已经被确诊是患了胰腺癌，现在正处于早期阶段，医生说专家委员会正在进行讨论，准备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如果手术成功，应该可以大大延长妈妈的寿命。我让爸爸不要太担心，要相信医院的治疗手段。我还带他走到专家公示牌前，指着几个挂着诸多荣誉头衔的老医生相片说，他们就是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对癌症有着多年的临床治疗经验，而且都取得过很好的业绩，我们要相信他们。
当时哥哥正在北京打工，本来我不想麻烦他的，但想想妈妈得了绝症动手术这种大事，要是再不叫他来，那于情于理就说不过去了。于是，让爸爸打电话过去，叫他赶来上海。第二天上午哥哥嫂子他们便到了，我对哥哥说了妈妈的病情，但是我并没有说是癌症晚期，也没有说正常情况妈妈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我不怕他们担忧，我是怕他们把担忧写在脸上，让妈妈看到会加重她的病情。一见到坐在病床上瘦弱的妈妈，哥哥的心一下就疼了，他眼眶微红，说没想到妈妈会突然瘦成这样了。
我想在手术前带爸妈他们去上海外滩和东方明珠逛逛，便小心翼翼地问医生，说能不能带妈妈到外滩转下，结果医生一口回绝了我的提议。无奈，只好让哥哥带着爸爸去了外滩，可想而知，这不会是一次开心的经历。那天正好是农历端午节，我们就带着爸爸到医院对面一个小餐馆里点了几个菜，算是过节吧。
第二天，唐医生告诉我说，经过医院专家委员会会诊，鉴于妈妈的病情已经扩散，进行手术切除已经意义不大，要进行化疗又怕妈妈的身体坚持不了，决定采取微创介入的疗法进行手术。就是从大腿根部的静脉插入导管，把抗肿瘤药物置于导管前端，定向输送到受肿瘤感染部位，对肿瘤进行包围隔离，控制肿瘤生长和扩散。
终于到了动手术那天。看到妈妈行走有些吃力，我便第一次蹲下身子背起了妈妈。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背自己的妈妈，也是今生唯一的一次。
我骤然起身，不是因为我性急，而是因为妈妈身体的重量轻得超乎了我的想象。我知道，健壮的妈妈已经再也回不来了，现在只有伏在我肩头这位羸弱的母亲！我鼻子发酸，却只能昂着头，背着妈妈前去一楼的手术室。
四个钟头的时间不长也不算短，等待的滋味煎熬着每一个人的心。爸爸不住地唉声叹气，哥哥象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嫂子则是习惯性一脸的漠然，只有我心里是异常地平静。我知道，不管手术成功与否，对妈妈生命的意义都已经不是太大。也许手术成功，妈妈能多坚持一年半载的，可这多出来的一年半载对妈妈来说，就是更多地忍受病痛的折磨和心理的伤害。
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带着白口罩、穿着白制服的唐医生终于从手术室走了出来，他满头大汗却略带笑意地告诉我说，手术做得很成功。我打心眼里感激这位和善的医生，他做了他该做的，而且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至少，他给了我们希望，给了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和信心。
手术后两天，妈妈身体的各项指标渐渐趋于稳定，考虑到下次还要请假带妈妈前来复查，我便提前回到了家中，留下爸爸和哥哥在上海照料住院的妈妈。一周后，哥哥打来电话，说妈妈想回家，在征询了医生的意见后，办理了出院手续，开了些中药回家疗养。哥哥嫂子没有一同回来，是爸爸让他们继续到北京打工，毕竟侄子在浙江上大学，每月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
回家后，妻子考虑到妈妈原先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太大了，就很贴心地买了几套小码衣服给妈妈换上。妈妈先是在姐姐家中静养，呆了一个多星期，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中。他们没有住在我这，是感觉家里的环境更熟悉更亲切，对身体的恢复有好处。
每个周末，我都要回家去看望妈妈。她的气色和手术前差不多，只是食欲渐退，经常吃下去的东西还会吐出来。爸爸以前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妈妈病重，他每天都倾力细心照料她，一心想挽回妈妈的生命。他在督促妈妈每天喝从医院带回来的中药的同时，还自己翻阅古医书，对着方子自己上山挖药，也煎好了给妈妈喝。药多了，又难喝，妈妈喝不下去，经常黑下脸来骂他，他也不以为忤，继续每天逼着妈妈喝药。我知道，爸爸这是在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争取那不到百分之一的希望。独处时，我常听到爸爸的长吁短叹；相对时，我常看到他眼里泛着悲伤的泪花。
一个月的时间，就这样不急不徐地过去了，到了该带妈妈去复查的时间了。这次，我没有带上爸爸一同前去，毕竟他年岁已高，再说这一个月他天天在家服侍妈妈也很辛苦；我也没让姐姐和我一同前去，姐夫整天在外开车，家务事还有村里的事就够她忙碌的了。我想，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好了，一来是因为我轻车熟路，二来我自己去我也放心，三来是我还有私心，妈妈为我们三姐弟辛苦了一辈子，以前我从来没为妈妈做过什么，现在说什么我也得陪妈妈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
原先尽管我每个星期都去看妈妈，但是我发现自己还是太粗心了。同样是穿过上海汽车站南站走地下通道到地铁入口处，上次来的时候，妈妈还是很轻松就能跟上我的脚步，可这一次才走了三分之一样子，她已经大口喘着粗气，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了。我有些懊悔，为什么不坐出租车呢，害得妈妈受这么大的罪。这次总算是天地良心，出了地铁站后，终于等到了一部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了医院。这次来的时候和上次明显不一样了，医院里的病人显然多了不少。
无事时，我也在医院里上下转悠，看见过80多岁患肝癌的老人被家人用车推着，骨瘦如柴，脑袋无力地垂在一边；也曾看见两岁左右患动脉瘤的婴儿，被抱在母亲怀中，头上缠着纱布，吊着注射液，在大声地哭喊；更多的是一脸菜色的中老年男女，穿着病号服，在医院里缓慢地游走……
重新化验检查结果出来后，唐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和上次手术后离院时相比，肿瘤大小基本没什么变化，说明上次手术还是很成功的，肿瘤生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建议再次采用微创介入的疗法进行治疗。我征询了妈妈的意见，她说她再也不想手术了，因为术后她经常反胃，恶心呕吐，而且现在头发也开始脱落。考虑到术后妈妈身体还是更加虚弱，如果再动手术，她的身体也不可能好转，还势必会承受更多的痛苦，于是我对医生说希望能进行保守治疗，开一些中药带回服用。医生同意了，由另外一名资深女专家开了方子，说先开半个月的吧。我说最好能开一个月的，我们远在安徽，来上海一趟也不方便。最后，装了满满一大蛇皮袋的中药，我们踏上了归程。
回家后，村里的人陆陆续续来探望妈妈，几乎每家每户都到了。妈妈平常在村里人缘很好，听说妈妈得了这种病大家都很惋惜。妈妈两位年过八十的姨妈来看望她，红着眼睛掉着眼泪说，妈妈真是个苦命的人，小时候就没了爸妈，才十二三岁就一个人辛苦地拉扯着弟弟生活；好不容易子女抚养长大成人，买了养老保险，以为能过上幸福安逸的晚年了，结果先是前两年手术不断，现在更是得了这种绝症。妈妈也跟着一起无声地落泪。我在旁边看见了，赶紧走出院墙，抬头望天，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我依然雷打不动地每个星期都要回家去看望妈妈，她的身体是每况愈下。已经消瘦的身材更加瘦弱了，妻子重新给她买的小号衣服也日渐显得宽大；头发在不断地掉落，经常是一梳一大把，原来还算浓密的长发日渐稀疏；背部开始疼痛，开始还只吃些缓释胶囊就可以缓解，后来就必须使用吗啡才能控制疼痛，我知道这是癌细胞进一步扩散的征兆。刚刚使用吗啡，一片药还能管差不多一天，一星期后就只能管半天了，到了一个月后，仅仅只能管三四个小时，而且这还是妈妈刻意减少用量的结果！
妈妈一直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我记得从检查出患癌症的第一天起，尽管妈妈脸上从未露出过一丝笑容，但也从来没有吭过哪怕是一声！每次看到她，总是这样一个画面：她在家门口的一个小凳子上坐着，手按着腹部，身体前倾，下巴枕在跟前的方凳上，无力的眼神透露着坚强。习惯了妈妈原先壮硕的身材，现在那因病瘦小的身躯，陌生得让我不忍直视。我好几次劝过妈妈，疼痛时不要忍着，吃吗啡会好很多的。可妈妈说怕吃多了会上瘾，宁愿忍受疼痛，也一直不肯多吃。
妈妈吃得越来越少了，中药也是吃了就吐，到后来就连吃下去的吗啡也要吐出来。她已经走不动了，起床都十分吃力，挪到门口的院子里已经是她的极限了。可她还是不想躺在床上，她还想多晒晒太阳，看看蓝天和白云。那熟悉的稻田山场，那数十年精心耕种的的菜园，还有门前流过的淙淙小河……她都舍不得啊！
看到妈妈的情况越来越糟，我想应该让哥哥回来了，就让爸爸打电话给他。爸爸怕远在外地的哥哥分心，一直拖着，直到妈妈临走的前几天才通知哥哥回来。
9月12日星期四的早上，电话铃声响起，我一看是姐姐打来的。刚接通电话，姐姐带着哭腔的声音马上传来，她说妈妈双腿浮肿，已经下不了床了，让我赶紧回去。我马上请假匆匆赶回家中。我一走进房间，就看见姐姐正守在妈妈床头，脸上泪痕犹在。房间的角落里，爸爸黯然神伤。我轻轻地喊了声妈妈，只见她麻木的脸庞已经瘦得只剩下骨头了，嘴巴微张着，空洞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头上的天花板，对我的到来没有一点反应。
中午时分，哥哥和嫂子从北京回到家中，一进院子，哥哥就心急火燎地冲进房间，跪倒在妈妈床前。他拉着妈妈枯瘦的手，哽咽着说，妈妈，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听到哥哥的声音，妈妈的手动了一下，嘴唇轻动，却听不到在说什么。姐姐赶紧把耳朵凑到妈妈嘴边，边听边点头。一会儿，姐姐起身对哥哥说，快打电话叫你儿子回来，妈妈想看看她的孙子和孙子的女朋友。
由于只请了当天的假，我便回到了县城家中。想到妈妈的病情已经异常严重了，又向单位请了假，第二天早上，带着妻子再次赶回家中。
那是一个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日子，2013年9月13号。
妈妈已经不能进食了，她一点力气也没有，不能转动脖子，也无法开口说一句话了。她只是平静地躺在床上，费力地呼吸，被子盖在她身上，就象盖着一个孩子的身体。她的身子单薄到如果不是头露在外面，几乎无法判断被子里是否还躺着一个人。一家人围在床前，默默地看着，没有一个人说上哪怕是一个字。
傍晚的时候，侄子回来了，带着他的女友。他和外甥蹲在床前，一个人握着妈妈的一只手。侄子的脸朝下，头枕在床沿，低声地啜泣；外甥泪眼迷蒙，嘴里轻呼着，家婆，家婆；侄子的女友抓着他的另一只手，眼眶里泪花闪动……
妈妈的眼光静静地看向他们，一动也不动。只是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睛，哪怕是余光，也没有看上我哪怕是一眼。从昨天开始，她都没有看我一眼……
突然，妈妈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呼吸声变得粗重而急促。看样子妈妈这是缺氧，哥哥急忙打电话给镇卫生院，询问有没有氧气，在得到肯定答复后，赶紧打车到镇上的卫生院去领氧气。在过了半个多钟头后，哥哥拿回来两个氧气包。在给妈妈吸氧时，不知是塑料管插在鼻子里难受还是别的原因，妈妈显得很不愿意，脑袋轻微地挣扎，想把管子抖下来。哥哥只好轻声地劝她，一会就好了，一会就好了，这才勉强成功。吸了氧气，妈妈的呼吸这才渐渐缓了一些。但还是颇为吃力，喉管起伏吸、呼着……
可是氧气包终究无法阻止妈妈的渐行渐远，9月13日晚上11点左右，妈妈的呼吸声骤然间急促起来，眼神中透着痛苦。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呼吸声停止了，妈妈的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睛里写满了不甘。
哥哥姐姐都在大声地喊着妈，妈，哥哥还用力去压氧气包；爸爸声音颤抖地地重复念叨着妈妈的名字；侄子外甥开始慌乱地哭泣；只有我，居然就那么平静地站在那里，细细地看着妈妈，没有说一个字，也没有掉一滴眼泪……
2013年，我就是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看着我最亲爱的妈妈，看着世界上最疼我的这个人，从壮硕的体态到伶仃的身架，一天比一天忍受更多的痛苦，离开这个她无比眷恋的尘世。而我，自始至终，无能为力。我是真心舍不得她离开，但是她走的时候，我松了口气，我想，也许，这对她而言未尝不是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