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一九四二》的热映，近日文友发起了有关粮食的话题。
当说起过去粮食匮乏年代，众多文友纷纷发言，晒自己家过去的缺吃少穿的生活。有个文友说，他们家以前过年的时候如果有亲戚来做客，摆在桌子中间的是木鱼，做做样子，即或是有真鱼，大家也都会约定俗成地只拣鱼下面的青菜吃，而把鱼剩下，下次再来客人时再端出来，就这样，一条鱼可以在桌子上摆上一个正月，招待很多拨的客人。
这个故事让我记忆尤其深刻。虽然我没经历过能饿死人的年代，但类似的话题也揭开了刻在我心里的伤，许多年过去了，可揭开它，还是有些许的疼痛。
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可以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代，没在旧中国受到地主老财的奴役，“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们还没有出生，等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臭老九”们回到了讲台，安心执教。不久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迎来了祖国的春天，我们真正感觉自己就是祖国的花朵，自己就是未来的主人。
在这欣欣向荣的景象中，我家与普通的东北农村家庭一样也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与一般家庭不同的是，我家人口多劳力少。一共分到了八口人的承包田，六分之一头牲口（与另外五户人家共用一头耕牛）。那时祖母瘫痪在床，祖父要照顾祖母。我与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家里主要劳动力只有患过精神疾病的父亲和对农活不大懂的母亲。到了春天，雪刚化，父母就到地里刨玉米茬，到了五一前后该种地时，需要一埯一埯地刨坑、点种、培土、施肥，工程巨大。
老实巴交的父母不会摆弄牲口，所以需要在等别人家都忙过了才能找到人帮助用牛耥地。两垧多的地，常常会有一部分误了农时。所以减产是难免的。有一次为了及时把铲完的地耥上，母亲借了邻居的一头牛，那头牛欺生，把母亲的锁骨顶断，母亲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才没被那头恶牛伤害更多。
那时粮食政策还没有放开，城里人还在吃“供应粮”，所以我们农户还是要按家里的人头数交公粮。为了完成公粮任务，就得根据需要交的公粮的数量和种类分配各种粮食的种植比例。我家因为分得的地块比较低，种小麦产量很低，遇到灾害年头甚至绝产。有一年因为割麦时遇到了暴雨，割完没及时运回家的几亩麦子全部被大水冲跑，雨后全家老少出去寻找丢失的麦捆，只寻回来一小部分，但麦粒全部发芽，送到粮库粮库不收，只好留着自己吃，做出的馒头发绿，酸酸的黏黏的。
小麦难种但又不得不种，不交公粮要被罚款，不种小麦过年也包不上一顿饺子吃。但是每年交完公粮任务后剩下的粮食只够填饱肚子，在那些用来填肚子的粮食中，小麦是奢侈品，大米更是谈不上，因为方圆几十里没一处有水田的，谁家也吃不到大米。如果种点瓜菜类的经济作物，会减少粮食的种植面积，另外还要交“特产税”，所以即使当时经济政策已放开，种经济作物还是很慎重的。
没有大米没有白面，那时我们的主食主要吃的是什么呢？刚承包土地的那几年我家吃小米和玉米、高粱。可种了几年的谷子后，就无法种下去了。
我记得在春天里每天放学后我都会背着书包直接到我家的地里去帮母亲给谷子拔草，那时谷子苗刚长出来不久，细小的叶还贴在地皮上，需要我们蹲在地上或坐在地上仔细地分辨出稗草和其他小草，这些杂草如果不及时拔出来就会跟小苗争营养，影响产量，打出的粮食也会掺进草籽。由于男人的腰肢比较硬，无法长时间地蹲坐，所以这样的活都是由妇女和小孩子完成。种两亩地的谷子需要拔好几次草，每次都要拔好几天，可它却是产量很低的一种粮食。所以后来我们村的人基本无人再种该品种作物了。因此我们家的粮食只剩下玉米、高粱和一点点小麦。但白面是需要在家里来了客人或过年时才舍得吃。
母亲极尽所能、变着法地拿出她做饭的功夫，可饭桌上也不外乎高粱米饭、玉米碴子粥、玉米饼子类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在家里，在母亲身边，我们没有饿过肚子。况且很多人家吃的都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没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多苦。
最苦的时候是在农村读中学时住校的日子。那时学校吃的也是用玉米做的饭，早晨玉米稀饭，中午和晚上玉米干饭，冬天中午没有午饭。玉米干饭的做法是：先用水把玉米碴子煮熟（实际上只有八分熟），然后用笊篱捞出来，再重新放在锅里烘一下。做饭的师傅拿着大铁锹把它铲到一个写着我们班号的铁桶里，值日生会把它拎到班上给我们分着吃，每人二两的量，加之水煮的没有油腥的几个白菜片，几乎没有人能吃饱的。
吃不饱的我们都要从家里带干粮。母亲给我带的干粮是玉米面做的，里面掺了点豆馅。每天一个，要按计划吃。我吃了一个冬天的凉玉米面的干粮，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胃病。上课的时候胃难受得直不起腰，头抵在桌沿上在桌子下面吐酸水。可因为没钱，我一直坚持着，没有因此到医院检查过一次，也没吃过一片治疗胃病的药。
家里每年打的粮食大部分充了公粮，交公粮的粮食价格很低，几大马车的粮食都不够交一家八口人一年的农业税，所以不但每年都拿不回现钱，还要倒欠公家的钱。每年冬天村里的干部都会带着人到我家逼催欠款。四个孩子下学期的学杂费还没着落，使被逼债的父母整日惴惴不安，愁眉苦脸，叹气连连。
祖母瘫痪在床的那几年，祖母吃的细粮几乎都是在城里工作的姑姑一家在定量里节约下来的。给祖母吃的挂面都是姑姑给送来的。有一次母亲煮面时看到只有五六岁的小弟弟眼巴巴地看着，馋得真流口水，便悄悄给他盛了一小碗，为了不让祖母和几个哥哥姐姐看到到，便让他躲到没有灯的仓房里吃，他刚进去没多久，只听咕咚一声伴随一块惨叫，我那可怜的小弟弟竟然掉进了没有盖的土豆窖里……
他们没有办法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只好做我们的工作，他们认为少一个读书的多一个劳动力家庭状况也许会有所改变。希望我这个家里最大的孩子能放弃学业回到家里帮他们一把。执拗的我不安于在家里做农活，后来上了一所不需要家里支付学费的学校。
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已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的粮食关系在学校，学校一个月要发给我三十斤粮票和三十一元菜票（菜票可在学校附近的小店里充当人民币花），有钱人家的孩子不够花，可我不但要用这三十多元钱吃饭，还可以用它来买点日用品，很少再朝家里要钱花了。
学校食堂里饭菜质量比起农村的学校强了很多，不但每天可以吃上大米饭，还可以吃上烤得喷香、夹着黄油、带糖的烧饼。我们经常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进大食堂，吃烧饼没有糖，照样喜洋洋”的歌，高高兴兴地去吃饭。慢慢地我的胃病已经不知不觉好了。每当我要回家时我都会用粮票和菜票在食堂里买上十个烧饼，乐滋滋地回家分发给不能常吃到面食的弟弟妹妹。
祖母过世后，姑姑也时常接济我们。我们一向觉得只要能进城能吃上供应粮苦日子就会熬到头的。为了挣脱农村两个弟弟学习很努力都考上了大学，妹妹因为身体不大好，无法继续读高中，所以初中毕业就逃进了城里，给一个有钱人家免费看了三年小孩儿，最后那家人帮她解决了城里的户口。而父母身边没能够留下一个愿意帮他们做农活的孩子。
当我的毕业分配方案下来后，我第一时间就把户口和粮食关系落在了学校所在地。当年年底我用我的粮油本、煤证把几个月的粮油和煤全部买回了家。那年我家终于过上了一个炉膛里有黑黑煤炭，锅里有雪白米饭的春节了。
之后我的那个粮油供应本就再也没用过。因为从那一年开始，国家粮食政策已经放开，农民种的粮食可以自由交易了，虽然我家仍是没有水田，也不再种植小麦，但大米和白面成了家常便饭。
后来国家为农民免了农业税，父母不再为交公粮而犯难，他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甚至还种了些出钱快的瓜菜。再后来农村普遍实行了机械化作业，一天天老去的父母跟村里人一样，用机器播种和收割，感觉种地轻松了许多。再后来他们每个人每月能领到国家发给的几十元补助金，他们说钱不多，可比前些年的日子好过多了，国家不会忘记这些北大仓的老农民的，虽然是七十来岁的人了，但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