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冬天刚过、春寒犹厉的季节，风特别地硬，能把人的耳朵、手脚冻得生疮。一个瑟缩身子的穷孩子，从西华门进入故宫，然后东行。当他看到一位在空旷的丹墀之外埋头除草的老人时，他会叫一声“爷爷”。老人则只管除草，头也不抬地“嗯嗯”两声算是回答。从老人身边走过之后，孩子差不多总要回过头去看看老人，再继续赶路。他穿过故宫，从东华门出去，走进新式的孔德小学读书……   以上这幅画面出自一篇名为《我曾每天在宫里行走》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那位曾经天天穿行故宫去上学的穷孩子。他的名字叫于是之。   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人艺工作的时候，为了研究于是之的艺术风格，我曾大量阅读于是之的文章。那些谈表演、谈修养、谈生活的文章都极短，文笔精粹，立意奇妙，看似平易，实则是一口口意蕴无穷的深井，一如他的表演，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些文章不只是我研究于是之的珍贵资料，也是我学习写作的范文。至今，那本《于是之论表演艺术》上还留有我当年做过的各种标记。   在于是之所有文章中，回忆生活的文章可说是我的最爱，而其中他似信手拈来般写下的 《我曾每天在宫里行走》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谈到他何以能天天在故宫行走时，他写道：“我同院的一位在故宫里专司剪除石缝间杂草的老人……为我疏通了东、西华门的守卫，使我能够每天在宫里穿行两趟。原来走的是‘弓背’，现在能走‘弓弦’，路途可就近得多了。 ”在怀念那位终老于除草生涯的一辈子寂寂无名的老人时，他这样感慨：“他虽然没有皇家宫阙那样的伟岸，也不同于宫里的珍宝件件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但他自有他的光亮在，至少是常存于我的心中的。 ”其用语之简洁而传神，情感之朴素而深沉，都令我敬佩。   不管读了多少关于故宫的书、看了多少发生在故宫里的戏，多年以来，那个穷孩子在故宫穿行的画面却一直是我心里最独特的一幅关于故宫的画面。我在访问故宫时，甚至不由自主地去还原当时的场景，追寻那个穷孩子的背影。贫困却善良的老人与人生刚刚起步的穷孩子、高大森严的紫禁城与低矮简陋的民宅、狞厉顽固的封建王朝和新式学堂鼓吹的新文化，都因那个穷孩子而连接了起来，美丽而意味深长。   因为于是之的一篇短文，那个在故宫中穿行的穷孩子的背影，成为了我心中远去的老北京的背影。   二   我在进入人艺前，看过于是之的一些演出录像和电影。但当我真正在人艺的舞台上看到于是之的演出时，我受到的震动还是巨大的。   于是之在《一个演员的独白》中说：演员“应有一双文学家那样的深邃的眼和一颗为认识生活而上下求索的心”；演员的创造“不能只是演得像了就算。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美术的形象，可以入诗、入画的形象”。于是之的表演自然朴素，不着痕迹，内里却包含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生的体悟。他从生活中吸吮养料来滋养角色，然后完全生活于角色，让角色浸透了自己，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不只是像角色，而且还透着角色的气韵。例如《茶馆》第二幕里，于是之为中年王利发设计了一双虽常操劳而好干净的手，那是于是之从小学校工友的身上“借鉴”来的。王利发一上场手里就拿着刷好浆糊的“莫谈国事”的标语，在茶馆找寻粘贴标语的位置，两只手还下意识地摩挲着……一个但求平安、干练利落的茶馆掌柜形象就这样以寥寥数笔被勾勒了出来，成为了 “可以入诗、入画的形象”。   于是之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只要他在舞台上，那种力量就会从他毫不张扬的表演中渗透出来，不显山不露水地弥漫在整个舞台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场”，即便他背对观众的时候也不例外。于是之的背影是会说话的背影，这在《茶馆》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例如，第一幕王利发送茶客的背影，点头哈腰间都透着一股精明圆滑劲儿；第二幕王利发背对观众抱怨“打仗！打仗！今天打，明天打，老打，打他妈的什么呢”的背影，将那种无可奈何展露无遗。第三幕结尾处，当仨老头在一起总结自己的人生时，王利发也是背对观众的，那句“改良啊，改良，我一辈子都没有忘了改良”，就是背对观众面朝天的王利发式的抒情。观众透过他的背影能看到他难过时的泪水、听到他自嘲时的笑声，更能感受到他一生的挣扎与失败……   我曾无意间在《茶馆》中场休息时在人艺的后台看到于是之。他正沉浸在老年王利发的情绪里，慢慢地、静静地、孤独地往舞台方向走去。长长的走廊里只有于是之一个人，可老年王利发的悲伤与绝望却依然如潮水般涌动。没有布景，没有陪衬，没有音响效果，只有走廊上黄色的灯光和于是之的背影—— 一个深深打动了我并让我今生今世都无法忘怀的背影。   那是北京人艺留给我的最美丽的背影。   三   从1989年到1992年，我在人艺工作的时间虽不长，但那些年里却与于是之有了不少的接触。我的感觉是，于是之骨子里就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善良谨慎，敏感多思，平易近人但内心高傲。他也许应该只活在他的戏里、书里或者文章书法里而无需关心身外的一切。但当他带着这样一种文人气质去打理一个剧院时，矛盾产生了。例如，他的建设“学者型剧院”的理想终究离现实太远，他处理剧院的日常生产、职称评定、住房分配、人事安排等等也并不是游刃有余，那些景仰演员于是之的演职员们对第一副院长于是之也时有不满。痛苦因此不可避免，而善于克制的他又只会默默忍受，最多也就自嘲一下，叹息两声，绝不会将痛苦尽情地宣泄出来。于是我就见到了一个总是步履缓慢、眉头紧锁、若有所思、脑子里装着满满思虑的老人。这满满的思虑最终压垮了他，以至于他最后竟不能言语了——当然，这是在我离开人艺之后的事了。   在人艺的那些年里，我在剧院的公共关系部工作，也曾给于是之“布置”过不少让他烦心的活儿。看着他在大热天参加某艺术节在路边举行的宣传活动，看着他为了人艺纪念画册上的排名顺序而苦思冥想，看着他盘算着如何用自己的书法作品作为人艺出国时馈赠国外剧团的礼品，我也感到心疼。而我最后也给他带来了不快。当我向他提出调离申请时，他很吃惊，而后苦笑着说：“走吧，走吧，你们都走吧，只我一个人留在剧院！ ”——他曾寄望我成为人艺话剧的研究者和宣传者，而我终于没有经受住经济大潮的裹挟，离开了人艺前往深圳，让他非常伤心。现在想起我心里依然觉得愧疚。   1999年初，由于我行将出国，在临行前我回到北京，由过去的部门老领导带着，去拜访了于是之。那时，他已经几乎不认识我了，人瘦了，显得更高了，但气色还不错。他和我面对面坐着，非常专注地看着我，一直无语。无论旁人如何提醒，他好像总在想：“她是谁？ ”“我在哪里见过她？ ”依然是那副若有所思、脑子里装着满满思虑的神情。   告别的时候，他和夫人一起送我们出来。刚走了几步，他就自顾自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他的夫人只能简短与我们打个招呼，赶过去陪他。   我凝神看着于是之远去的背影，泪水盈眶。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在北京冬日的萧瑟中，一代话剧大师就这样留给我最后苍凉的背影。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getDigg(21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