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到日本京都度假。照惯例一般绕道京都大学，在附近逛逛。在老店“进进堂”里吃一顿简单却滋味淳厚的咖喱饭。入旧书小铺，找到了一套文库本的《河上肇自传》，心情大好。

　　然后进了京大校园，发现那一年刚好是京大创校百年。让我意识到“京大百年”的，不是什么庆典，不是什么华丽的布置，也不是热闹的学生活动，而是一张近乎简陋的海报，上面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省百年京大犯过的错误”。

　　那是京大法学院教师团体办的座谈。我直觉地以为那一定是激进的团体，特立独行带着唱反调意味的活动。然而，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我愈走愈惊讶，甚至该说，愈走愈感动。因为法学院教师团体的活动竟然不是特例，放眼望过去，和“京大百年”主题相关的信息，一半以上都是批判性、反省性的。

　　这是什么样的学校?或者该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校?换作任何其他学校，百年的特殊日子，一定是努力去创造出一种光荣与炫耀的气氛——“看啊，多么了不起，我们这样一所学校在一个世纪间有那么大的成就!”——一定想办法凸显学校最光彩的一面，将学校的历史形象涂抹得愈漂亮愈好。

　　京大却用这种冷静、忧郁、近乎愤怒的方式来“庆祝”学校百年。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想什么?这所学校的领导，又在干什么?那几天，我参加了几场“京大百年”的活动，我的日语和对京大的了解程度不足以让我听懂会场中所有的讨论，然而如此有限的理解，却已经足够给我清楚的答案了。京大的老师、学生，他们用批判学校、批判校史，而不是张扬学校成就，来表达对于学校的骄傲与敬意。

　　他们一再提到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的差异：东京大学是日本政府的骨干，从战前军国主义政府到战后自民党政府，一贯如此。而京都大学则始终扮演从左翼批判制衡权力的角色。在许多不同学科领域，都有自成一格的“京都学派”。而几乎毫无例外，“京都学派”都比主流的学派来得大胆、前卫、激进些。

　　这些批判学校的老师、学生，其实都热爱京都大学。他们觉得凸显、保持京大荣光的方式，就是坚守批判立场。京大百年，学校不可能没犯过错误，借此机会将批判眼光转回自身，才真正符合京大的传统，才能真正确保京大和其他学校，尤其是和东大的不同。

　　京大曾经犯过的错误之一，是积极参与了殖民统治，尤其是对于我国台湾的米糖剥削。他们讨论这件事时，不会知道台下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中国人，因为他们讨论得如此认真、激烈，而几度热泪盈眶。

　　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办出一所能让老师、学生坚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独特汲取校庆意义的大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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