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一位大学士叫徐桐。他非常排外，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爱国愤青。所以历史学家经常把他当成守旧派代表揪出来示众。比方说，他承认世界上确实有英吉利、法兰西这些国家，但有些国家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是英国、法国总来讨好处，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所以捏造出来跟它们一起讨好处，好显得自己不那么突出。就像什么西班牙、葡萄牙，徐桐说这简直是开玩笑：“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我想到徐桐，是因为我最近重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叫《英轺私记》，作者是刘锡鸿。刘锡鸿本是小人物，像他这样的小虾小鱼本在历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但是他因缘际会，成了第一批出使西洋的使节，还写了一本日记，所以也就小小有了点名气。

　　刘锡鸿出国前就打定主意，要到英国去做民族宣传工作，以“宣广圣化”。他确实也和外国人辩论过中华文化优越性之类的问题。比如波斯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不造火车?刘锡鸿说：我们中国造了一个大火车，精神文明大火车。这个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一日行驶数万里，跑得最快。英国人又问：为什么中国把妇女关在幽室中?刘锡鸿说：“男人是脑袋，女人是小腹，一阴一阳。谁不是露着脑袋，遮着小腹呢?”英国人无话可说。

　　但是公平而言，刘锡鸿毕竟不是徐桐。他不远万里到了英国。而且爱看热闹，脑子也不糊涂。英国是怎么回事，他到底知道一些。比如他参观过英国监狱，里面犯人的待遇好得让他吃惊。

　　他曾经在日记里感慨地说：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是刘锡鸿话锋一转，说英国人“不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没有精神文明大火车，终究落了下乘。他还评论说英国人处处和咱们相反，zz上人民在君主之上，家庭里女人在男人之上(据刘锡鸿说，英国男人对老婆，就像儿子对老爹一样孝顺)，就是昼夜也和咱们是颠倒的。言下之意，他们即便好，也不符合我们的特殊国情，还是不能学。

　　我们有后见之明，很容易嘲笑刘锡鸿，更不要说老徐桐了。但转念一想，我觉得他们也遵循自己的逻辑，不能简单用糊涂二字概括。有一个故事，有位年轻人碰见一位老绅士，就上去问他借火。老绅士仔细打量他，然后说：“我如果借给你火，你就会向我搭讪；搭讪之后，我就不免要请你做客；请你做客，你就不免要认识我女儿；认识我女儿之后，你就说不定会勾引她；勾引她之后说不定会让她怀孕。而你休想让我女儿当未婚妈妈!所以——你TMD怎么敢跟我借火?”徐桐有着和老先生一样的警惕。他认为对西洋那些玩意只要松个口，就会滋生蔓延、难以遏制，最终冲垮中国几千年之文化大厦。一百年后我们回头看，不能不承认：徐桐是有道理的。你一旦决定学习西方的东西，后面发生什么就很难控制。借个火给人家，最后闺女真大着肚子要打胎，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洋务派以为自己可以在西方文明里挑挑拣拣，跟拣大白菜似的，那是犯了大错。单就这点而言，他们其实还没徐桐看得清。

　　中国就像一条大船。船上有我们这些乘客，也有世代相传的各种文化货物。船只漏水的时候，徐桐认为这些文化货物顶顶重要，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所以宁可沉船，宁可大家同死，也决不能丢弃这些东西。用徐桐的原话来说，就是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徐桐驱赶全家人投井，最后井都填满了，从上面望下去全是人头。没有空地了，徐桐只好上吊自杀。他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这些文化货物比乘客更重要。

　　和徐桐这样的倔牛相比，胡适那些五四领袖则像蝴蝶一样轻盈。在他们看来，和乘客相比，货物没有什么价值。他们不在乎中国的过去是什么，只在乎它的未来是什么。他们不在乎船上有什么货物，只在乎船要把乘客拉到哪里去。

　　而刘锡鸿则矛盾犹豫得多。他一边承认对方的种种好处，一边又强调中国特色；一边说那些东西真不错，一边说可惜不适合咱们。种种辩解、遮掩之下，他那本日记成了后人的笑柄。其实扪心自问，刘锡鸿没想明白的问题，我们真的想明白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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