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历史的手，往往是那些推动摇篮的手。当奥巴马作为民主党候选人活跃在美国政坛上时，没有人怀疑，是他的母亲推动他走到今天。
当然，没人不认识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国会参议员，总统候选人，颠倒众生的“黑色雄狮”，美国《时尚健康》杂志评选出的“健美先生”……
问题是，谁造就了，奥巴马?
跟大多数人一样，那个人一定是他的母亲。
从1961年8月4日起，斯坦利·安·邓纳姆·苏托罗用她坚韧的臂膀，撑起了儿子奥巴马的一片天。1995年，安突然辞世，奥巴马在自传中写到：她是我所知道的最仁慈、拥有最高尚灵魂的人，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她——无形的影响力从这个去世多年的女人身上源源不断地涌出，好像他们从未分开过。
在多数选举中，一个参选人的已故母亲不会成为杂志传略的主角，但安并不是一个寻常的母亲。
让我们看看安都干过哪些“出格”的事儿吧：一生拥有四个名字，分别代表她的童年、一婚、二婚……两度跟来自异国的还未立业的男子结婚。要知道，那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某些州不同种族间通婚还是重罪，白皮肤的美国女人安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嫁给一个“黑非洲”!年仅18岁，安就生下奥巴马，随后又离异成为单亲妈妈，她带着年幼的儿子远渡重洋到了印尼——有人说奥巴马是梦想家，他妈妈早就是了。
1961年2月2日，安瞒着同学和朋友跟老奥巴马在毛伊岛悄悄结婚。人们还没来得及从婚礼的震惊中复苏，奥巴马1岁时，安就和丈夫离婚了，原因是老奥巴马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深造机会。
夹在婚变中的是奥巴马动荡的童年。他10岁那年重返夏威夷，就读于一所私立小学，那里只有三个黑人小孩，其余大都来自高收入的白人家庭。这迫使奥巴马审视自己：为什么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为了向同学们证明自己出身精英家庭，奥巴马吹嘘说父亲是非洲的王子。不巧的是有一天，老奥巴马就站在他们学校的演讲台上，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戳穿”了儿子埋藏至深的秘密：他只是一个经济学博士。那天，奥巴马的头几乎没有抬起来过。
一般人可能会趁机向儿子灌输对父亲的怨恨，但安不是一般人。“知道吗，你的聪明才智都遗传自你的父亲呢。”安听完儿子愤怒的指控后说，“你老爸是个全才，他不光有个好头脑，我记得有一年他在国际音乐节上大放异彩，唱了一首谁也不会的非洲歌，每个人都被他迷倒了……呃，王子是什么东西，他唱歌好听吗?”
奥巴马笑了。后来，差不多的故事贯穿了他的整个童年，安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他老奥巴马有多么传奇，是多么“优秀、果敢、风度翩翩”的男人。
这种绝非每个女人都拥有的难得的宽容，令奥巴马对父亲的印象非常好。他的内心因而变得豁达，没有因为父亲只和他一起生活过两个月而记恨，更没有忘记父亲。得知老奥巴马在肯尼亚死于车祸的那个晚上，奥巴马做了一个关于父亲的梦，梦中他们相见并热烈地拥抱，父亲对他说：“我想告诉你，我很爱你。”
只有从内心真正原谅并理解了父亲的孩子才可能做这样的梦，安是这个梦的导演者。安说：“我很早就知道，人们虽然拥有不同肤色，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1967年，安嫁给了第二任丈夫、印尼学生苏托罗。她跟随丈夫移居到印尼，奥巴马便在雅加达的一所天主教小学读书。
在矮个的印尼孩子中，奥巴马的高大显得鹤立鸡群，除了被同学们讥为“大鸟”之外，“黑鬼”是他的另一个名字。
安抚慰儿子说：“我的第一个名字是斯坦利，你知道这是个多么男性化的名字吗?人们叫我假小子，直到我初中毕业……可足够开朗的人根本不会在意。”
安渐渐发现这不是长久之计。电视里白人伤害黑人的画面使年幼的奥巴马或多或少感觉出“黑鬼”不只是个轻松的玩笑而已。
安知道，是时候了，黑皮肤将来也许会为儿子带来歧视和困境，而她，必须赶在逆境到来之前告诉他：人生而平等。
于是安一有空就给儿子朗读民权运动的书籍，播放美国著名女黑人福音歌手马哈利亚·杰克逊的歌给他听，还让他背诵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深谷弥合，高山夷平，歧路化坦途，曲径成通衢，上帝的光华再现，普天下生灵共谒……”深刻而隽永的句子震撼了一个9岁孩子的心灵，虽然他当时不理解它们真正意味着什么。
安知道，让别人承认价值观的惟一办法，就是使自己变得强大，于是她更严厉地规范儿子。这可苦了奥巴马：清晨4点就被拖着起床，上学前得背上50个英文单词，估计除了午餐很难有别的什么东西引起他注意。现在，奥巴马成为支持这一远见的最有力证据。
渐渐地，奥巴马越来越适应印尼，没有汉堡可乐，豆腐和天培(一种大豆做的发酵食品)一样相当美味，最后爬树摘番石榴替代了打篮球。
可惜这段婚姻同样不长久，安越来越“爪哇化”，苏托罗越变越“美国化”，二人在20世纪70年代分道扬镳。
母亲的婚变是奥巴马成长中的一颗流星。他甚至不知道，打从8岁起，自己的吃喝就跟父亲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尽管生活拮据，安从未找前夫要过一分钱赡养费。她宁愿靠救济券和父母的资助过日子也要挺起胸膛。
1971年，奥巴马10岁时，安做了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为了让儿子受更好的教育，安毅然决然地与他分开——把儿子送回夏威夷，人读精英预备学校。
后来，这个坚强得有些“过分”的母亲自己也成为了人类学者。1992年，安完成了博士论文，这是她利用闲暇耗时20年写成的，厚达1000页。
“不被恐惧或狭隘的定义所束缚，不在自己周围筑起围墙，我们应当尽力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亲情和美好的事物。”这句安和小奥巴马的离别感言，也恰恰浓缩了她短暂一生的价值观：一个善于在一切逆境中挖掘希望的女人，是幸福的。
之后，安当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顾问，她在各国从事乡村开发，还积极推动扶持穷人创业的小额贷款计划。奥巴马形容她是“一个集工作、求学和养育儿女于一身的母亲”。
一万多公里外的芝加哥，奥巴马作为社工领袖也做着类似的事情。安的朋友乔治亚·麦考利回忆说，尽管母子分离，安始终为儿子感到骄傲，“她告诉我们所有人他有多么聪明”。
1994年，安在朋友家做客时，突然感到胃部一阵剧痛，几个月后诊断为卵巢癌加子宫癌。1995年11月7日，安离开人世，她只活了52岁。
没能陪伴母亲走过最后的时刻成为奥巴马最大的遗憾。在夏威夷大学举行告别仪式后，他将母亲的骨灰撒向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冲着印度尼西亚的方向。自此，一张胡瓦岛(夏威夷群岛的主岛，安的骨灰就撒在那里)的照片便升华为奥巴马最珍视的回忆，贴身携带至今。
“我有时想，要是当初知道她躲不过那场病，我或许会写一部主题完全不同的书——不是对缺席的父亲的沉思，而是庆幸自己有一位永远站在身边的母亲。”奥巴马在回忆录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