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走进病房，顺手将灯打开，顿时屋里一片雪白。

　　父亲静静躺在这片雪白之中。白色的病床，白色的床单，一身白衣的护士在一片雪白中忙乎着自己的工作。

　　我也穿着一件白大褂坐在父亲的病床旁边。那白大褂是医院专门发给病人家属陪床时穿的。

　　父亲的一只手紧紧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手里攥着一件东西。那东西我小时候见过一次。那是一件和田白玉做的葫芦，有花生大小，通身白色，温润圆滑，晶莹剔透，纯洁无瑕。父亲将它藏在一只精致的小盒子里，百倍呵护。听母亲说，父亲住院以后便把它带在身边，攥在手心，寸步不离。

　　病危通知书已经下过几次了，眼看着父亲越来越虚弱，家里人无不心急如焚。然而，毕竟父亲年事已高，毕竟患病多年，即便是华佗再世，也不见得有何妙手回春的良方。母亲只知道坐在一旁垂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弟弟们一连几天轮流值班，早已是一脸愁容一身疲惫了。这天情况较为稳定，我让他们回家休息，自己值夜班。

　　父亲一生在兵工厂做工，很早就成了八级钳工。用现在的技术职称来讲，那就是高级技师。上级曾调他到总部上班，可他无论如何都不去，他说他绝不离开这个厂子，更不离开重庆。如今，父亲老了，危在旦夕。看着父亲消瘦苍白的脸，我不由得两眼湿润起来。

　　这时，父亲瘪进去的嘴蠕动了几下，似乎在说话。我急忙凑到跟前细听。父亲竟然在有滋有味地念诗，真让我大吃一惊!那是一首古词：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生命垂危的老父亲，此时此刻怎么还有心思念诗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我问母亲。母亲听了半晌不语，而后长长叹一口气，说：

　　“我知道。咱们应该帮一帮他，让他安心。”

　　原来，五十多年前，父亲与母亲认识的时候，父亲正处在悲痛欲绝的境地，跟他交往了多年的恋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是与他一起走进兵工厂的一位姑娘。两人一起进厂，一起当学徒，一起出徒当师傅，同学习，同生活，同劳动，整天都在一起，恩爱有加，情投意合。可姑娘的父母坚决反对。这两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突然变得格外强硬和不讲道理。为了阻止女儿的这桩婚姻，一家人突然搬走了，只留下一把姑娘送给父亲的缀着一只玉葫芦的折扇。父亲悲痛欲绝，恰好此时遇见了母亲。母亲百般规劝，才使父亲安下心来。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父亲时时记起那个姑娘，常常拿出折扇看，后来折扇遭雨水损坏，只留下那只玉葫芦了。

　　“那位阿姨如今在哪里呢?”我问。

　　“听说在武汉，”母亲说，“那姑娘走后，你父亲曾托人四处打听，但也只得到这一点儿情况，时间一长你父亲也就不再提起，只是常常默默吟诵那首古词。我猜，你父亲现在一定有个心愿，想在临终之前知道她到底过得怎么样。我也想圆你父亲这个梦，趁你父亲还清醒，咱们去武汉找一找吧。”

　　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平静、慈善、自然，一脸真诚，似乎此事与自己无关，似乎自己是一个志愿者。母亲的平静和真诚深深感动着我，浸染着我，由不得我不顺着母亲的思路去往下想。于是，安排好弟弟们值班，同医生说明情况，我和年逾古稀的母亲踏上了这奇怪的寻亲之路。

　　在偌大的武汉三镇，寻找一个失散多年、无一点儿消息的耄耋老人，简直如大海捞针。多亏媒体、公安出面帮忙，一周之后还真找到了那位阿姨。她还健在，已是四世同堂，但也百病缠身，不能下床走路了。

　　热情接待我们的是阿姨的老伴。三位老人相见，没有尴尬，没有生疏，没有客套，只有融洽和真诚。

　　阿姨说，她家搬到武汉，她就被父母软禁起来，曾偷偷回过一趟重庆那个兵工厂，但听说父亲已经结婚，又悄悄离去。

　　阿姨说这些话的时候，平静、慈善、自然，一脸真诚，似乎在诉说一件与己无关的遥远的历史故事。

　　这是阳光灿烂、风和日丽的一天，两位老人分别躺在重庆和武汉自己的病床上，两边的床前同时有许多人忙碌起来，架起了摄像机，电视屏幕，对讲机，太空中的无线电波为两位老人见面搭起一座看不见的桥梁。当两位老人同时出现在对方床前影视屏幕上的时候，两位老人激动万分，颤抖着双唇，清晰而洪亮地喊出了对方的名字。此后，谁也没有再说出一句话来。许久，父亲吃力地抬起胳膊，把那只玉葫芦举起来。阿姨也抬起胳膊，同样也举起一只玉葫芦。也许他们有很多话要说，也许他们有许多事情想问个明白，也许想互相嘱托些什么，也许他们还想共同吟诵那首古词。然而，此时此刻，无论谁，都没有气力了。

　　当天下午，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微笑，带着安逸，带着满足，带着他那只玉葫芦，走了。那天下午，那位阿姨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