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有一双骇人的大眼，还有黑压压杂乱的浓眉压在眼皮上。每当他想传授给我什么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猝不及防地靠近，提高音量，舞动他的浓眉，圆睁着眼睛。提醒我，我已经进入了他的怒气领域和力气范围。当然，技术上，我爸从未正式打过我，但是他发明了一种恶作剧的施暴方法，就是高高扬起他的巴掌，低头瞪着我，做出要掌掴的姿势，刹那间蒲扇式的手掌扇下来，结果只是和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拍击，在我耳边制造出巨大的声响来。我吓得一抖，我爸大笑不已。这个拙劣的把戏一直贯穿我的婴儿和幼儿阶段，然而我却从未真正意义上破解和免疫。每当高高的巴掌的阴影落在我身上，我还是会瑟缩，还是会发抖。这种恐惧建立在不确定性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的大赦会失效。然而，当父亲老去的那一天，他的强大崩塌，他的威胁也将解除。在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聆听父亲》里，他讲了一段他为父亲洗澡的故事。张大春第一次见到父亲的身体就是在球场的浴室里，“那是一具你知道再怎么你也比不上的身体。大，什么都大的一个身体。吧嗒吧嗒打肥皂，哗啦啦冲水，呼啊呼啊吆喝着的身体。”——卡夫卡也写过，当他小时候和父亲一起洗澡，他自惭形秽地不敢走出浴室。张大春再给父亲洗澡，已经是父亲意外摔倒，脊椎神经受伤之后，那时父亲只能躺在病床，“连洗个澡都要求人。”当我用蓬蓬头冲击他那发出阵阵酸气的身体，他总是说：“老天爷罚我。”“老天爷为什么罚你？”“它就是罚我。”在那一刻，一个句子朝我冲撞过来：“这老人垮了。”那年，我爸送我来北京上大学。我发现我们的交谈时时都具有冷场的危险性。我问他：“北京怎么样？”我爸说：“北京好大哇。”我又问：“学校怎么样？”我爸说：“大学好大哇。”“好大”，成为爸爸对一切他所不熟悉的事情的形容词。在谈话无法继续的冷场中，我又惊又急地意识到：外物都大了，父亲自然就小了。母亲是一寸寸变老的，父亲是瞬间变老的。我们斗争了整个童年的敌人，自己缴了械。孩子的生命被父亲惩罚，父亲的生命被岁月惩罚。都是输家，那就干脆就惺惺相惜，一笑泯恩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