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是我从邮差先生那儿双手接过来的。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的母亲才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来台湾的时候不过二十九岁。
信交给母亲的时候,感觉到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母亲看完了信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日那个洗衣、煮饭的妈妈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听见母亲跟父亲说:“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一次我一定要参加。”
于是才突然发现原来妈妈也有同学!后来就问母亲念过什么书。说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看了《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在学校母亲打篮球,打的是后卫。
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觉得这些事情从她口里讲出来那么不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跟小说和篮球一点关系也没有。
母亲翻出珍藏的几张照片给我们看,指着一群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女生,说里面的一个就是十八岁时的她。
其中一张小照,三个女子坐在高高的水塔上,母亲的裙子被风卷起了一角,头发也往同一个方向飘着。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又看着地上爬着在啃鞋子的弟弟,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混乱。
从母亲要去参加同学会开始,总看见她趴在榻榻米上,比着我们的制服裁剪。当发觉母亲在缝一件白色衣裳时,我叫了起来:“怎么是白的?”丢下书包就哭了——她明明知道我要的是粉蓝色的。
第二天放学,发觉白色的连衣裙已经缝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叶边。
“这种配法是死——人——色!”我说。姐姐是温顺的,她穿上与我一模一样的新衣,不断地拿小镜子照。我偷看那件衣服,实在也是不太难看。
母亲的同学会定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说有一个同学的先生在机关做主管,借了一辆军用大车,我们先到爱国西路一个人家去集合,然后再乘那辆大汽车一同去碧潭。
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学校,母亲说,到了下午两点整,她会带了姐姐和新衣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
等待是快乐又缓慢的,那一阵,母亲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又数出好多同学的姓名。说结婚以后就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又到了台湾,这些同学已经失散好多年了。说时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动,母亲的眼神又遥远起来。
同学会那天中午,天色开始阴沉,接着飘起了小雨。等到两点钟,才见母亲拿一把黑伞半跑地过来。制服和书包被三轮车夫,叫做老周的接了过去,母亲替我梳梳头发,在短发上扎了一圈淡紫色的丝带,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双新袜子弯腰给我换上。
母亲穿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开着一个露趾的小洞。一丝陌生的香味,由她身上传来,母亲今天很不同。
老周是在家巷子口排班等客人的三轮车夫,我和姐姐上了车,雨篷拉上了。母亲和姐姐的身上还放着两个大锅,里面盛着红烧肉和罗宋汤,是母亲特别做了带去给同学们吃的。前一天夜里,为了这两样菜,母亲偷偷地炖了很久。
雨,越下越大。老周浑身是水,弯着身体半蹲式地用力踩车,母亲不时将雨篷拉开,向老周说对不起,又看一下表。
等到我们看见一女中的屋顶时,母亲再看了一下表,很快地说:“赶快祷告!快跟妈妈一起祷告!叫车子不要准时开。快!”我们马上闭上了眼睛,不停地在心里喊天喊地,希望爱国西路快快出现。
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树在倾盆大雨里出现了,我看见路的尽头,一辆圆胖的草绿色大军车,许多大人和小孩撑着伞在上车。老周加速在雨里冲,而那辆汽车,眼看没有人再上,竟然缓缓地开动了。
“走啦!”我喊着。母亲一下子将全部挡雨的油布都拉掉了,双眼直直地看那辆车子。雨水往我们身上倾倒下来,母亲好似要跑似的往前倾,双手牢牢地还捧住那锅汤。那辆汽车又远了一点儿,这时候,突然听见母亲狂喊起来,在雨里发疯似的放声狂叫:“魏东玉——严明霞、胡慧杰呀——等等我——是近兰——缪近兰呀——等等呀——”
雨罩住了天地,母亲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入了狂喊。他们一直叫、一直追,盯住前面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子不肯舍弃。
车子终于转了一个弯,失去了踪影。
老周用手拂了一下脸上的雨,问:“陈太太,我们回去?”母亲应了一声,就没有再说话。车到中途,母亲打开皮包,拿出手绢替姐姐和我擦擦脸,她忘了自己脸上的雨水。
到了家,母亲立即去煤球炉上烧洗澡水,在等水滚的时候,干的制服又递了过来。
我穿上旧制服,将湿衣丢到一个盆里去。突然发现,那圈荷叶边的深紫竟然已经开始褪色,沿着白布,在裙子边缘化成了一摊一摊朦胧的水渍。
许多年过去了。
上星期,我跟母亲坐在黄昏里,问她记不记得那场同学会,她说没有印象。我再跟她讲那第一件新衣,讲当年她那年轻的容颜,讲窗外的紫薇花、眼神、小弟,还有同学的名字。
母亲心不在焉地听着听着,突然说:“天明和天白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没有——”她顺手拿起电话,按了小弟家的号码,说:“小明,我是阿娘(祖母)。你还发不发烧?乖不乖?有没有去上学?阿娘知道你生病,好心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