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塞尔学画的时候，早上都是人体写生的课，画室里经常有两三个模特儿摆姿势给我们画。

　　 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流动性却不太大，就是说：间或有一两个人做不长久，但是大多数的模特儿都有了好几年的经验，也都很敬业。每天准时来，准时走，休息的时候尽管也会和我们谈天说笑，但是，只要一到上课时间，一走上他的位置，一脱下罩袍，一摆好姿势，他就不再说话也不再动作，在几十分钟的时间里，安静沉稳得如一具雕像。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忍受那个叫做玛利亚的模特儿的原因了。

　　 因为她不但常常迟到，常常借故早退，并且，摆姿势的时候，从来不能让我们满意。

　　 如果是坐着的姿势的话，还勉强对付。可是，因为她有着一副长而瘦削的身材，所以教授常常要求她摆出站立的姿势。这样的话，在她正面的同学，可以画她瘦削的脸，瘦削的身材，再配上她的很大很黑的眼睛，画面自然就会出现一种美而忧郁的气氛，而在她背面或者侧面的同学，就可以仔细观察她微驼的脊椎，在画布上勾出一条很优雅的微微弯曲的线条。

　　 因此，多半的时间，她都是站着的。在开始的五分到十分钟里面，她还算合作，还能努力地保持直立的姿势，努力地睁大她那很黑很深的眼睛，但是，只要时间稍微久一点，她就开始摇晃了，眼睛也时开时闭，有时候还会自说自话起来。

　　 在那个时候，同学们就开始低声埋怨，我也会一阵一阵地觉得烦躁。在画布前面站着的我，和平常时候的我是不一样的，平常的我可以开玩笑，可以敷衍，可以容忍一切的散漫和疏忽；但是，站在画布前的我，尤其是那个二十二三岁时的我，那个年轻气盛有着无限的野心，并且因而对自己非常严厉的我，是绝对不能容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的。

　　 当然，在起初的时候，我还是尽量容忍，可是，到那一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她!那天，上课的时候，爱玛带了几个橘子来，那是个教授不在的上午，画室里自然就比较活泼了一点。爱玛剥橘子给我们吃，画室里充满了一种橘子皮的香气。

　　 这个时候，玛利亚忽然说话了，就在画室的中央，在木制的高高的写生台上，她向爱玛说：

　　 “请你给我一点橘子皮吃好吗？”

　　 大家都有点吃惊，很少有正在工作中的模特儿会开口说话，并且开口要东西吃的，而且要的是橘子的皮!

　　 爱玛有点不好意思，赶快递给她几瓣橘子，但是，玛利亚不要，她只要橘子皮，她说：

　　 “我喜欢吃橘子皮，可以提神。”

　　 全班都哄笑了起来，助教也在旁边微笑，真的啊!这个老爱打瞌睡的玛利亚实在是需要提提神的啊!

　　 而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了!整个早上，对画室里的嘈杂，对玛利亚的不合作，对正在画的那张画的毫无进展，对这所有一切的不满都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出来。我把笔摔进画箱里，把画箱用力地大声地关上，然后拿着画布气冲冲地走出画室，无论如何，这样一个本来可以用功的早上是完全浪费，完全白过了。

　　 到了晚上，在宿舍里，在灯下，我又把那张画再拿出来端详，想看一看还有些什么可以努力或者补救的办法。

　　 画布上的玛利亚面对着我，其实，如果不是这样瘦削和无神的话，她的轮廓应该可以算是很美丽的。

　　 隔壁房间的阿丽丝跑过来找我聊天，她是一间公立医院的护士，比我大上五六岁，快要结婚了，常常拿些壁纸或者窗帘的样本要我来帮她挑选，给她的新家提意见。

　　 那天晚上，她一看那张画就叫了起来：

　　 “我的天!你把她画得真像!”

　　 我很奇怪地问道：“怎么，你认识玛利亚吗？”

　　 “怎么不认识，在中学里，她高我几级，长得漂亮，一毕业就结婚了。可是，生了四个孩子以后，有一天，她丈夫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隔了很久才不知道什么地方寄了封没有回信地址的信来，说对不起她，劝她把四个孩子送到育幼院，你看!有这样荒唐的事!”

　　 阿丽丝说着说着竟然笑了起来，是啊!她的未婚夫每天下班以后都会来找她，两个人甜甜蜜蜜地说上好多话，她怎么能够忍受玛利亚这样荒唐的婚姻呢!

　　 “去年，我在街上碰到她，她如果不叫我，我还真不敢认她哩!她说，她拼命也要保住这四个孩子，绝不让他们遭到分离的命运。她已经学会了开电车，所以，你别小看她，她白天去你们学校做模特儿，晚上可就是夜班电车的女司机哩!”

　　 一个非常瘦削的女人穿着暗色的制服，在驾驶台后面强撑着她的深深黑黑的眼睛，从薄暮一直到午夜，开着一列古老又笨重的电车，在布鲁塞尔狭窄的街道上反复地行走着。然后，在第二天的早上，再匆匆地赶到艺术学院明亮的画室里，在一群骄傲的，残忍的，要求很严格的年轻人前面，脱下她所有的衣服，脱下她所有的曾经有过的理想和美梦。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四个幼小的孩子，在失去了父亲之后，不再失去母亲，失去他们的家，他们那唯一的卑微的依凭。

　　 从那天以后，我一直不太敢正视玛利亚，在她的面前，我一直不太敢抬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