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跟头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搜罗来的全国粮票。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1960年代大饥荒时，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而且，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铣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像所有工人阶级的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比方我们在唱歌，这时他回来了，吆喝一声，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个。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们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还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里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饺子。有时候，我会偷偷设想，如果只有妈妈，生活里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不满的情绪，和身量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地爆发了。

　　在我1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得多了，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有点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脑门上一顿痛打。我冲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冲。真是大逆不道。后来，我爸爸问我妈，儿子怎么这样恨我，到底为了啥？

　　1994年，我大学毕业，爸爸去沈阳火车站接我。从浪漫的校园里，我又回到了破败的铁西区。爸爸怕我找不到工作，带我去给学校校长送礼，点头哈腰，却未谋到一份工作。对于家乡的失望，让我们越走越远。有一次，爸爸来电话，说身体不好，让我赶快回一趟。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没有。他神秘地告诉我，给我找了个媳妇，马上要见面。我说，我没兴趣，他就瞪眼了。怕他生气，我只能答应见见。

　　2000年以后，爸爸有一次搬钢板把腰扭了，于是，提前退休了。他脾气不好，不愿意去公园跟老头老太太聊天下棋，天天闷在家里，躺床上抽烟看电视。结果，得了脑血栓，走路的时候要扶着墙，小步小步地挪。每次，我和妹妹回家，要走的时候，他都得呜呜地哭一场。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他，浑身充满了生产力的铁西区强悍的棒工人，拍着桌子，酒杯哐啷哐啷地响。他放出豪言：你们长大了，都得给我滚蛋，我谁也不想，谁也不靠。

　　现如今，妈妈说，我们就拿他当作个小孩。耳朵有点聋，说话不清楚，颤颤巍巍地站在家门口，盼望着我和妹妹这两个在外奔波的大人早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