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偶然提起的。父亲说,一辈子,再没见过比那一年更大的雪了。那年他13岁。

　　日里下,夜里下,大团大团的雪,打在屋顶上“扑通扑通”地响,房子像要塌了。村里绝无行人,连狗都不吠,只是一天一地的雪。雪时大时小,好几次见着雪势渐弱,突然又下得更密更急了,像永远下不完。

　　这样大的雪,父亲还是每天去镇里上学,大约两三里路程吧。大雪盈膝,淹了村道,他便提一把木锨,“哗”地用尽全力铲出几锨雪,清出一小块路,走一步,再扬一锨,雪粒飞起来,硬如沙石,打痛了他的脸。他只是心里急着,别迟到了。

　　小学校门大开,可是教室里没有人。一个也没有,火也没生上。父亲规规矩矩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用冻僵的手掏出课本来,一字一字认真念着。没有钟,天上也没有太阳,不知道几点了,只是肚子饿得咕咕叫。远处有门“吱呀”一声,一位老师从教室门口走过,不经意看见他,愣住。是没教过他的老师,此刻,也没问他的名字,默默转身,端了一碗热腾腾的糊糊给他。父亲大口大口喝着,一条温暖的河流穿过身体,听见老师说:“这几天雪太大,不上课,你回去吧。”

　　“几天。是几天?”乡下孩子,只愁自己闭塞,怕学校开了课也不知道,仍然天天跑来上学,带着一把不离身的木锨。

　　渐渐,从家到学校,一条微弱的路,隐约成形,如长城的遗址,连大雪也不能遮蔽。

　　而那时,父亲尚无从了解一生的隐喻,就好像要到多年后,他才知道就在同时,远远的河南,有个12岁的女孩儿,也在雪地里艰难地跋涉着,上学去——她,是我的母亲。

　　学校也在镇上,离母亲家五里地。

　　已经记不清那一年的雪势了。她只记得,早上沿村叫同学上学,家家都是大人出来说:“雪太大,今儿不去了。”总是只有她,小小的一个人,在雪地里艰难行进。

　　总共没来几个同学,都是镇上的、干部的孩子,有些裹在里外三新的花棉袄里,像过年。老师懒得教新课,就让所有年级的学生一起围炉而坐,念课文。听不见书声,只听见一片跺脚的声音,震天响。

　　念书念得手冷。同桌把手插进她袋中取暖,惊叫:“呀,这是啥呀?这么冷。石头?”

　　母亲不好意思地笑:“是红薯馍馍,我的中午饭。”触手冰冷,坚如磐石,然而却是她一餐的食粮,要支撑过这样的数九严寒。

　　十几天大雪天气,我的父亲与母亲,没有落过一天课。

　　八年后,他们在大学里相遇。

　　那大雪之年,是1954年。我如绝大多数人一样,知道它的大讯,是第一次,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想像、无法描摹。

　　就仿佛我始终不能贴身地知道,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一生所有的悲欢和艰辛日子。

　　此刻都过去了。午后,沐在空调吹出的凉气里,他们对坐在竹床上,下几盘无输无赢的象棋。最后多半都是母亲和棋而起,“不来了,不来了”,或者父亲“你赖皮,你赖皮”。

　　谁说夫妻过日子越久会越相似?其实那相似早已开始,只有桃花才会开在春风里,骆驼才会懂得恋慕甘泉,而相遇,从来不是偶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