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星期天，我慢吞吞地走出教堂，来到亚特兰大的骄阳之下，却感觉上帝离我越来越远。我感觉自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我已经36岁，仍只是亚特兰大地方电视台的普通记者，跻身国家级新闻媒体的梦想离我依旧那么遥远。我走上人行道，抬头看了看太阳。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如果我的坚持没有什么结果呢？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没对我抱太大希望。我从小口吃，成绩也不好——非常不好。小伙伴们常嘲笑我，叫我是“蠢驴拜伦”。

　　那时，我身材瘦弱，戴着大大的眼镜，可我心里还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完全不认识字，完全不会阅读。10岁的我，除了会拼写自己的名字和认识学校大楼上的“圣卡萨林小学”几个字外，什么字都不会。但我的记忆力很好，这就是我能瞒过大多数人的原因。我会请妈妈或哥哥将课文读给我听，在课堂上，老师问到我时，我就凭记忆将听到过的说出来。

　　但到了四年级，我再也没法蒙混过关了。学校坚持要我参加一系列考试。一天下午，学校派人带着我的考试结果来到我家。我坐在父母身旁，装出镇静的样子。那人清了清喉咙：“很抱歉，皮茨先生和太太，拜伦是功能性文盲。”

　　爸爸皱着眉转过头去，妈妈吃惊地用手捂住了嘴巴。那人接着往下说：“我们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他根本就没有学会认字和阅读。”

　　我的秘密暴露了！我绝望地低下了头。

　　最后，我被送进了位于学校地下室的矫正班。抬眼看去，只看得见人们在外面来来往往的脚。我感觉，我被他们踩在脚下，地下室就是那些傻瓜和失败者待的地方。

　　一天，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个为成年人提高阅读能力的项目广告，我对妈妈说：“如果他们能教会成年人，也可能教会我吧！”

　　妈妈和这个项目取得了联系，很快他们就送了一个特殊教育监视器来，要我用它来学习。我一天接一天地坐在它面前，将里面的图画和相应的字连接在一起，辨认它们的字形和读音。

　　“我怕是再也学不会了，”我对妈妈说，“别人是对的，我就是一个低能儿。”

　　“拜伦，你不是个低能儿，”她说，“我给你讲过我学习开拖车的事吧？我天天和那些个挡较劲，人人都笑话我。不过，我学会之后，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就再也没人在意那些可笑的事了。他们就只知道我是个拖车司机。你也能学会的，接着努力吧！”

　　我确实非常努力。我一遍又一遍地对照着课本和监视器读写。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一天老师要我带一张纸条回家。我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给还没下班的妈妈打电话。她回来后，我让她坐到餐桌旁。我在她身旁站定，展开纸条，清了清嗓子。“拜伦在本学期表现较好，”我一字一句地读着，“他较以前有了进步。”妈妈脸上乐开了花，她紧紧地搂着我。“我知道你能做到的，孩子，感谢上帝！”她喃喃道。

　　在中学阶段，我更加刻苦，决心要考上大学。我最骄傲，也是妈妈最骄傲的一天来到了——她亲自开车送我进了俄亥俄州威斯利亚大学。

　　然而，在大学，我又感到了小学四年级时的压力。大一上学期我的英语就没有及格，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

　　“简短地说吧，我很抱歉，我觉得你不适合在这个学校就读。我想，你应该退学。”他直直地望着我的眼睛，“我的话完了，祝你好运。”

　　我麻木地走了出去。也许我永远都不能走出那个地下室，不管我付出多大的努力。我去学校办事处领了退学申请表。拿着这些表格，我在路边一条凳子上坐下来，失声痛哭。

　　“年轻人，你怎么啦？”有人问我。我抬头，看到一位中年女士站在我面前。

　　大概是她脸上的善意让我相信了她，我冲口而出：“我不属于这里。我只是骗自己说我能学好。”我将一切告诉了她，那位教授是怎么说的，我考试没能通过又是多么羞愧。“我真是个傻瓜！”我结结巴巴地边说边哭，涕泗横流。

　　“别胡说八道。明天，在你作出退学决定之前，一定来见我。我叫尤尔·雷维斯，我的办公室就在斯拉库姆大楼二层，请明天11钟来见我。”

　　原来尤尔·雷维斯博士是一位英语教授。从那以后，她每周花3—4个小时来辅导我。她逐字逐句地批改我的作文，纠正我的语法错误、标点符号、句子结构。这些基本知识补习之后，她又为我树立了更高的目标。“不要低估了自己的能力，”她说，“要给自己订立高标准，再加把劲。”雷维斯博士激发了我对写作的热情。

　　我的口语呢？是我的讲演课教授艾迪·罗宾逊改变了我的人生。“你已经口吃多久了？”一天，当我在课堂上结结巴巴地回答完他的问题后，他对我说，“我想我可以帮助你。”他真的这样做了。他教我嘴里含一支铅笔练习说话，读莎士比亚原著，顺着读，再倒着读，把要说的话唱出来。罗宾逊教授还鼓励我去学校电台主持节目。奇怪的是，我在播音的时候从没有结巴过。

　　那就是我如何发现自己有播音才能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拿到了传媒学位，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一家电视台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从这里起步，我一步步地走向较大的电视台：诺福克电视台、奥兰多电视台、特姆帕电视台、波士顿电视台，直到现在，在亚特兰大电视台工作。

　　但是，此时的我在夏天的烈日下却茫然了，我反复思考着从事电视广播工作是否就是我正确的选择。我已经厌倦了总是为账单而担忧的日子。

　　我走到十字路口，突然感觉右边有车过来，我马上跳回人行道，一辆汽车从我身旁疾驶而过，离我只差几英寸。惊起的几只小鸟从我面前飞起。它们使我想起妈妈最爱唱的那首歌：“他的眼睛看着小鸟，我知道他在关注的是我。”

　　我突然感到自己又成了个小男孩，坐在妈妈身旁，向上帝祈祷着，希望自己在某一天学会识字，学会阅读，克服自己口吃的毛病。那一切真的发生过吗？上帝关注过我吗？是的，是我自己太看重没有得到的，而忘了生活已经赐予我很多，我忘了那些一直给予我帮助的亲人和朋友，他们一直在关注着我，真心希望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为最优秀的人。

　　从此，我常思考自己想成为媒体人的原因——我希望能将自己看到、听到和想到的故事用于帮助人们，激励人们，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于是，我坚持做了下去，再也不言放弃。所以，当国家级新闻媒体——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机会来到时，我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和充分的准备。而主持《新闻60分》这个栏目——我梦想的目标——最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

　　是的，只要自己不言放弃，谁说梦想不会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