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悼文,我会用这个名字,因为生前他很少被叫“爸爸”。

　　 我小时候没叫过他“爸爸”,年长了随儿女叫他“爷爷”。

　　 叫“爷爷”可能还顺口些,叫“爸爸”总觉得生疏。他最后的日子里,我也很少叫他爸爸。在外人面前,就叫他季先生。

　　 我出生于1935年5月,当年8月父亲就去了德国。小时候,常以为自己没有爸爸,还为此遭到小伙伴的嘲笑。家里人常指着墙上一幅照片,说那就是爸爸。

　　 长到11岁,才和回国的父亲见上面。

　　 父子间的疏离,他心里是明白的,心知肚明。

　　 我的名字季承,是自己取的。

　　 原名季延宗,是祖父给取的,寓意香火繁茂。但我对这个名字不感兴趣。高中时,我在济南写信到北京,叫父亲给改个名字,但他拒绝了,说名字是祖宗赐的———直至“文革”“破四旧”时,我才有了个心仪的名字。

　　 父亲对我的影响,身教甚于言传。我和姐姐都很刻苦,很朴素,也不图名图利。

　　 我们一家人都比较淡泊。郑重其事地给谁过生日,这在我们家是没有的。据说父亲九十大寿过得很热闹,但当时祖母、妈妈和姐姐都已不在人世,我也没有参加。

　　 家里,父亲寡言,情感很少外露。

　　 祖母,实际上是叔祖母,也算高寿(父亲儿时过继给了叔祖父),90岁走的。父亲在文里称她“季家第一功臣”。早年他在国外,后来又常年独居北京,只有寒暑假才回济南。这些日子,都是祖母撑起山东的家,照顾妈妈、姐姐和我。父亲对她很钦佩,也很感激,平素对她特别恭敬。但祖母走的时候,他所有悲伤的表现,就是陷入更深的沉默。妈妈、姐姐走的时候,也一样。

　　 相当长时间,家人都不认为家庭对父亲是重要的。相比对外人的热忱,他对家人显得冷淡。

　　 90岁以后,父亲写了很多关于家人的文章。他写文章,不是说教,多为亲身体验,其中不少是关于家庭生活的总结,甚至是反思、反悔。

　　 这些文章,许多人都读过。我坚信自己读来,和其他人感受不一样,甚至不觉得别人能完全看明白。大家能看到一些道理,但可能会觉得那些道理正确而空洞。只有陪他亲历过家庭生活的人,才懂得季先生要说的是什么。

　　 父亲内心的情感是很丰富的,在他心里,家庭很温馨,家人的分量也很重。从他晚年的文章中,我才明白这一点。遗憾的是,祖母、妈妈、姐姐都看不到了。

　　 去年11月7日,我们父子在医院相会。13年了,我第一次去看他。他很传统,牵挂我也不会主动找我,因为他是父亲,是长辈。

　　 父亲严肃,但不严厉。

　　 老了,他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我曾跟他开玩笑:爸爸,您成佛了,人间恩怨、家庭纠纷全看淡了,全超越了。

　　 听见我叫着爸爸,他点头笑了,跟我说:“我跟佛有区别。因为佛是要涅槃的,我不想涅槃,我愿意活着。”

　　 去世前,有一次父亲说起,最近几个月,他“最幸福”。

　　 别人告诉我,他提及我掉过眼泪,觉得很抱歉。这一点,我在他去世后才听说。

　　 作为儿子,惟一的儿子,我可能体谅他太晚。遗憾,很大的遗憾。但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

　　 父亲什么遗言也没有留下。

　　 他想不到自己走,我也想不到他会走。

　　 他和我说,他的目标,不是100岁,也不是108岁。

　　 没想到,是98岁。

　　 严格地从医学上说,他身上的病有一二十种,但这些病几乎没什么症状,也无一是致命的。我们通常认为,他什么病都没有。他自己都说:“我是‘假冒伪劣’的病号。”

　　 走的前一天下午,我在301医院陪他。记得他喝了点酸奶,很精神,还题了三幅字:一幅关于“国学”,一幅给故友臧克家的故居,一幅给汶川的学校。

　　 4点半左右,我起身离开。我说,外面有个事,不能陪您吃晚饭了。

　　 父亲最后一天的面貌,和最后一阶段的面貌,看上去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很难联想,那会是永别。

　　 现在回头想,征兆还是有的。

　　 最后几天,他的左臂疼痛有点加剧,每天都疼。起初还可以容忍,慢慢地,变得难以容忍了。当时,我们和医生积极商量,怎么治疗,没意识到这是他衰竭加速的标志。

　　 父亲走的那天,我坐在他待过的病房里坐了很久。很难接受的现实是,昨天那么精神的一个人,和我有说有笑的,今天没了。就几十分钟的事情。我看医院的记录,从开始抢救,到他走,不过45分钟。

　　 医生说,是他的心脏,没有力量跳了。

　　 现在,每每闭上眼睛,我眼前还是他坐在沙发上的样子。

　　 从我第一天走进病房,随后几乎天天走进病房,到最后一次走进病房,见到的他,都是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