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祖籍常州，娶了苏州名门闺秀四姐妹之二的张允和，成为苏州的女婿。张家四姐妹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大约是仅次于宋氏三姐妹的。

　　这个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又留学日本和美国的金融家，80年后写文章说，他在圣约翰大学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学校的管理非常先进和科学，一切是按罗马字来管理，简单而高效，以最少的人办最多的事；二是英文老师训练学生英文读报的方法，首先是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其次是要问自己，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是，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这样的学习方法影响和成就了他一辈子。

　　抗战胜利后，他去美国一边读书，一边在纽约华尔街1号一个叫伊尔文信托公司的美国银行做职员。他说后来(40年代晚期)回上海办银行都是学美国那一套，设备和管理都用美国的，因此在世界上也属很高水平，跟美国的水平只差两年，各种规章制度非常严格，像现在报纸上报道的中国某个银行被某骗子一下子骗了几千万的事，过去不要说在美国，就是中国的银行也不可能发生。

　　他说在美国工作了才知道什么叫高效率，知道怎样才能提高效率。日本曾经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团到美国调查为什么美国人办事效率比日本高，调查后作了一个很厚的报告，结果证明一个美国人抵到15个日本人。每一个细小环节都和我们不一样，可以说高效率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保证实现，这一点没有在美国工作过的人是无法了解的。他写道：真正了解到美国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不是糊里糊涂会强盛的。

　　在美国银行工作时条件特别好，工作之余让他到全世界去考察和游览，令他大开眼界，比如他去英国专门去大英博物馆参观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地方。他讲，过去薪金制度与现在是不同的，工资是体力劳动的报酬，而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之间往往相差5倍甚至20倍。

　　他在美国银行工作时，还曾经和空闲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天。这个衣服穿得随便得还不如自己的大人物一点架子也没有，说了许多闲话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他记住了：一个人假如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13年做工作，有17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因此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能否利用好你的17年。

　　那时他薪金很高，请女朋友到上海法租界花园听场贝多芬的交响乐，一人一把躺椅，两个银元一张票，还经常周末去跳舞，和邹韬奋等朋友一起去静安寺百老汇跳舞场去跳舞，也是两个银元一张票，而那时，一个银元可以吃两个月的饭。

　　蒋政府被推翻后，在国外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在等着自己，于是大批从海外归国。周有光当时想，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经济建设，就立志回国搞金融经济。他在美国学了一套他们的工作方法，回国就想要改变这里的状况，就到处讲美国高效率的那一套，可在当时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一生自愿或并非自愿地换了许多次工作，祸福相倚，多次转危为安，自认命大。他说大学毕业时，当时流行一种思想，就是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要超过3年，因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会麻木，没有新鲜的刺激，所以当时教授和大学订合同一般不超过3年，3年后再换个学校。

　　中年以后，他从金融业转到文字改革，也做得很出色。单就他作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的3个中方委员之一，就足以流芳百世。他是参与简化字改革的主要干将之一，和吕叔湘、王力都是好朋友，还在北大、人大开设了汉字改革的课程，他撰写出版了数十种关于语言文字的书，近年来又在随笔杂文方面大显神通。

　　周有光从美国华尔街回到中国，薪金从美元薪酬改为人民币工资，职业从金融高管调做文字工作者，身份从“党外专家”转变为“狗屁”，住房从花园洋房搬入“卧室就是厨室，书橱兼做菜橱”的陋室，但他清茶淡饭，以牛奶、鸡蛋、豆腐、青菜为主食，坚持每天与老伴定时喝茶(或咖啡)，从不生气，不“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比他官大钱多车好房大的人大多呜呼哀哉了，他却一直好好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