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这个时候，很多学校都开始了高考倒计时。除了正常上课，学生们还穿梭于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像是戴上紧箍咒一样拼命学习，家长们一边心疼不已，一边望子成龙。

　　高考之于学生像是过独木桥，但当这些过去之后，他们从学校教育里还收获了什么？除了一纸成绩单外，学校还能给学生留下什么？这是早就引起关注的话题。现在，有一所学校做出了令传统教育瞠目结舌的改变，在这个没有班主任、没有固定教室的学校里，学生们会学到哪些不一样的东西呢？

　　

　　消失的班主任

　　2010年平安夜，晚上6点以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西门对面的新中关商业区，人渐渐多了起来。高二学生王安迪和同学占据了商场前一块显眼的位置，摆好吉他、电子琴，弹唱起来，他们把刚刚出炉的西点分给过节的人们。

　　在他们看来，这次自发组织的活动是他们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这是校长王铮提出的培养目标，也是对学生气质的描述。

　　这次“回报社会”的活动，全单元的学生开过会后，每个人都领到了任务。王安迪负责音乐节目的组织以及与商场协商，他列出了活动方案，找到商场经理谈。“商场经理要求我们在商场里演出，我们坚持在室外演出，客流量会比较大。”

　　从本学期开始，北大附中取消了班主任，弱化班级，设立单元和导师，走班上课以及自愿穿校服。班级被弱化为单元，“班主任”这个称呼也从北大附中校园里消失了。这个学期，北大附中的高一和高二年级整合成6个单元。其中，前3个单元由理科生组成，第四单元是文科生，第五单元是参加竞赛的学生，第六单元则由出国自主单元和国际部组成。从此，学生们开始自己决定许多事情，个人的以及单元的。

　　“以前的班主任就是‘冤大头’，啥都管，但是，未必都管得好，而且班主任的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影响了老师的教学激情。”一位曾经担任过班主任的老师说。

　　

　　更清晰的目标

　　出国单元的活动室更像一个西式的咖啡厅或者书吧，学生们随意地靠在沙发上、坐在圈椅里、踩在吧台椅上，看书甚至看电影，喝水甚至吃零食，总之，进入活动室的人可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待着。

　　活动室是学生们自己布置的，从设计单元装修方案、向学校申请经费布置，到购置家具、灯具等相关设备，每个单元装修风格迥异，二单元的学生把活动室装修成日式风格的，学习时可以席地而坐。出国，是第六单元学生的一致选择。没有了班级，也就没有了固定教室，如果不需要上课，他们大半时间都待在单元活动室里。他们无须选修太多的学校课程，特别是被高考牵着鼻子走的那些课。

　　“出国单元的学生是不是相对轻松？”王安迪一听这话脸色沉了下来：“没有理由说我们轻松，我每天晚上复习到12点以后。”王安迪争辩，只是分成单元后，每个人的目标越来越清晰，有更多的时间学该学的东西，为更加值得的目标努力。

　　北大附中的学生比任何时候都知道目标在哪里、现在应该做什么。理科单元与文科单元的学生肯定要参加高考，竞赛单元的学生正义无反顾地投入各科竞赛，出国单元的学生目标当然是留学。为了指导学生们自治，取消了班主任后的北大附中设置了导师制。依据教学班与教师的关联程度，每十几名学生配备一位导师。

　　

　　最大的不同

　　北大附中实行的“走班制”——教室被布置成各不相同的固定专业教室，而学生是流动的。

　　教高二理科历史的王峰认为：“走班制的意义在于，不同的专业教室能够提供不同的学习模式。”

　　在不少学生看来，与走班相配套的是选课。这学期，决定申请美国大学的高二学生杨一帆只选了5门课——语、数、地、生、化，杨一帆说：“假使放在常规单元，地理是不能被理科生选的。”他还选了门校本课程——通用技术。

　　“选课制给学生多元的选择，尽量满足不同的需求。”校长王铮一直在强调“需要”，“有需要才开课，没人选开了课也没用，根据需要，有人选就开，没人选就不开。这是一个公民化的学校。”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像出国单元的那么随意。“出国单元的学生现在算得上最自由的，我们常规单元，除了音、体、美可以选课，其他科目，还是学校让学什么，就学什么。”理科生郑元君说。对于奔着高考去的学生来说，可供选择的课程只有3门——音、体、美。校长王铮说：“参加高考的学生，你不让他去学高考的东西，去学别的东西，不可能！”

　　因此，北大附中的改革暂时仍然在高考框架内老老实实地进行，为了保证升学率，高三年级依然采用了传统的模式——高考培训模式。但郑元君心里却很清楚：“如果说我在这所学校最想获得什么，那就是安排、规划学习和生活的能力。”郑元君说，“改革后的学校最大的不同，我认为就是——自由！”

　　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性格，因此教育也不可能千篇一律或者一成不变，到底怎样才能最好，也许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探索和改变总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