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险些因病夭折

　　

　　1946年，吴宇森在广州出生。幼时的他身体不错，不料三岁那年，背上却长了一个脓疮。本来只是小小的一粒，看起来没什么特别，谁想竟日渐长大，最后扩散到了整个背部。大夫说，那是背痈。

　　当时，广州的一个中医对吴宇森的父亲吴倬云说，这个孩子没救了，劝他不要再浪费金钱。吴倬云没有理会中医的劝告，他对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不管要花多少钱，我也要把他医好。”

　　吴倬云变卖了家产，四处寻访名医，给儿子治病。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留学德国的西医，这才医好了吴宇森的“不治之症”。

　　生病的那段时间，吴宇森的背又脓又肿，疼得死去活来，昼夜啼哭。幸好当时吴倬云还有些积蓄，就雇了个佣人，让她和妻子二十四小时轮流抱着吴宇森，让他趴在她们手臂上睡觉。父亲的爱，不仅令吴宇森重获新生，更为他奠定了一生的性格基石——坚毅不屈。

　　

　　父母禁止吴宇森进入电影圈

　　

　　有一段时间，吴宇森每天看晚场电影，回到家已接近午夜时分。

　　吴倬云身上带有很多中国旧时文人的气质，他从来就不喜欢电影，曾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吴宇森，搞话剧可以，拍电影则绝对不行，因为电影是虚假的，而话剧才是真实的。

　　母亲也是同样的立场。由于初到香港吴倬云便患上了肺病，一直不能工作，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凭借她勤劳的双手，白天到石矿场敲石头，晚上则挑灯替人补衫、织毛衣，将四个儿女拉扯大。

　　因为尝透了生活的艰辛，她明白知识的重要，望子成龙之心非常强烈。眼看吴宇森有书不好好读，整日痴迷于电影，十分担忧。

　　母亲每次发现吴宇森看电影晚归，都伤心欲绝，悲愤地拿起藤条狠狠地打他，直把他打得跪到地上，紧接着便是长达五六个小时的罚跪。但即使如此，吴宇森也从没动摇过看电影的决心。

　　父母无可奈何，只好寄希望于吴宇森长大后可以慢慢改变志向，干些比较稳当的行业——因为电影对那一代香港人而言，确实是很不靠谱的玩意儿。

　　

　　牵着母亲的手进戏院

　　

　　有意思的是，母亲虽然反对吴宇森干电影这一行，但她本人却是个资深影迷，而且正是她把对电影的迷恋传染给儿子的。牵着母亲的手走进戏院，是吴宇森至今难以忘怀的幸福回忆。而吴宇森的电影梦，就是从《魂断蓝桥 》开始的，母亲欣赏的费雯丽与罗伯特泰勒，是吴宇森电影梦想中最早出现的两颗明星。

　　另一部让吴宇森魂牵梦绕的电影，是好莱坞著名歌舞片《绿野仙踪》。对这部影片，吴宇森不仅嘴上经常提起，而且在其潜意识中的那种深沉影响，也是极其惊人的。

　　据吴宇森回忆，他之所以深深地沉浸在歌舞片的世界里，有着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歌舞片有动听的歌曲、美丽的人物以及互相关爱的纯洁之心。《绿野仙踪》里的狮子没有胆，稻草人没有脑，铁甲人没有心，但最后还是可以在成长中学习，战胜困难。当时，吴宇森在徙置区（安置受天灾或拆迁影响的港人的区域），时时有一种身处地狱的感觉。他非常希望能够冲出地狱，寻求一个新的希望。

　　

　　被掌掴滚下楼梯，踢出剧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孩看电影是免费的，因为每个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孩进场。拉着陌生人的衣角蹭电影看，是那个年代穷苦孩子最难忘的回忆。

　　吴宇森的妈妈不再带他上电影院，吴宇森便自己跑到美丽宫去，看准那些单身汉，走上前去央求道：“麻烦你，带我进去可以吗？”

　　凭着一副精灵可爱的模样，小吴宇森总是能博得同情，被顺利带进戏院。

　　那时香港的戏院，堂座两毛，超等座四毛。楼上价钱贵一倍，但视觉享受和音响效果要好得多。吴宇森一般进了场就不拿自己当外人，径直跑上超等座去。

　　然而，超等的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带位员，就是吴宇森这些穷孩子的克星。他们每次看到这帮捣蛋鬼，就会立即拿起手电筒，扮演起执法者来。

　　而吴宇森，就像老鼠躲猫那样，一看见电筒光，马上就藏到椅子下面，四处逃窜。直到带位的工作人员筋疲力尽，电影也差不多开场了，吴宇森才像山大王那样，大摇大摆地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欣赏电影。

　　然而，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吴宇森就尝过被带位员一脚踢出电影院的滋味。

　　那一次，吴宇森背着弟弟，拉着一个男人的衣角扮他的儿子。他一如往常，一进场便跑上超等座位，没想到楼梯才上了一半，就被带位员揪住。他一把掌掴过来，吴宇森一失足，和弟弟一同滚下楼梯去。那人又赶了过来，一脚把他们俩踢出门口去。吴宇森“厚着脸皮”，爬起来跑到戏院的侧门，偷偷地从门隙往里看……

　　

　　被人淋强酸水差点毁容

　　

　　潮汐如流，吴宇森转眼已过了拉人衣角进戏院的高度，而他对电影的狂热却有增无减。中学时，吴宇森几乎每晚都要看完九点的那场电影，才心满意足地回家。至于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买票钱，从来都还得清清楚楚。

　　少年吴宇森虽然穷，却绝对是个有借有还的人。哪里来的钱呢？他自有生财之道。

　　原来，吴倬云很早就教吴宇森临摹字帖。他认为书法可以培养人格，写字笔法要正，就如做人要正气、有骨气。在这件事上，吴倬云非常严格，每晚都要吴宇森练完书法，才准睡觉。

　　大字写多了，日积月累，吴宇森竟练出一手漂亮的楷书。更没想到他的一手好字，还成了一个颇为不错的财源。

　　吴宇森就读的路德会协同中学，是一所基督教学校。他从小喝着教会的救济奶水长大，加上天天往教会跑，在一股温暖的气氛熏陶下，自然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牧师看上了这个小教友的一手好字，就请他帮忙抄写讲义，并付他一点小钱，作为报酬。而对电影一心一意的吴宇森，毫无悬念地将赚回来的一分一毫，都奉献给了电影院。

　　由于吴宇森习惯夜归，就成了坏蛋找茬的对象。有一次，他不仅被打，还给人淋镪水（强酸性的水）。镪水一下泼到吴宇森的脸上，他疼得直叫，妈妈一听见立即跑出来，邻居的一位阿姨也跑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幸好那个阿姨健壮，一把抱起吴宇森，奔回家门前，一头就把他浸到屋外的大水缸里。吴宇森当年没有毁容，全赖这么一个机智的阿姨。

　　半个世纪过去了，让吴宇森至今念念不忘的，除了这位于他有救命之恩的阿姨，还有一对给他供书教学的美国夫妇。

　　“我家真的很穷，一直到九岁我还没机会到学校去接受正式教育。后来有一个美国家庭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就寄钱到我们所属的教会，供我和弟弟妹妹一起读书。”

　　美国夫妇供吴宇森和弟妹念书，一供就是整个小学。长大了，吴宇森每每想起恩人的帮助，都会感念唏嘘。

　　可惜，徙置区毁了又建，建了又拆，房子搬来搬去，恩人的地址也遗失了。这件事令吴宇森一直耿耿于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向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从《中国学生周报》

　　

　　上学习电影常识

　　

　　1964年，吴宇森认识了《中国学生周报》。他很喜欢里面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哲学性和艺术性的作品。这是一份很有文化气息的报纸，既有创意，又有亲切感。

　　吴宇森写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学生周报》时，他还在念初三。那篇文章叫《杀狗记》。

　　当时吴宇森居住的徙置区，房子是一间连一间的，邻居全都互相认识。吴宇森的那些邻居，还有他自己家，都喜欢吃狗肉，他却觉得那是件很残忍的事。大家杀狗时，狗的叫声吴宇森听得特别清楚。看他们剥皮、冲洗，吴宇森心里很不舒服，就把这些残忍的举动和他自己的伤感写了出来，没想到获得了《中国学生周报》的青睐。

　　吴宇森坦言，没有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就没有今天的吴宇森。

　　这是因为当时有一群电影爱好者，比吴宇森大不了多少，却因为潜心钻研，电影知识非常丰富。他们经常将一些有关外国电影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在《中国学生周报》上，同时还会印一些讲义，教吴宇森这些小读者电影的理论。浸淫其中，吴宇森获益良多，对拍电影的兴趣愈来愈浓。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大家打工赚钱，存够了，就去买胶片，拍实验电影。

　　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大学，吴宇森成了一块拍电影的好料。

　　吴宇森锲而不舍，凭借勤奋与执著，得到了大导演张彻的赏识。张彻的言传身教，使吴宇森迅速地成长。终于，在1985年，吴宇森拍出了为他赢得满堂喝彩的《英雄本色》。电影中的兄弟之情义薄云天，正是吴宇森心中一直向往的。他以独特的 “暴力美学”，开启了电影艺术的新类型。

　　从那一刻起，吴宇森的名字开始受到世人的瞩目。几年后，他离开香港，来到美国。从此，吴宇森三个字，连同他的手印，被镌刻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也写进了世界电影史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