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作为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之作，在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读罢该书，我也获益匪浅，在此略微论述一二心得。

　　关于疯癫的论述，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帕斯卡预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而福柯则直截了当地说道：“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与福柯同时代的思想家巴尔特评价：“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实现，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并且这一“疯癫”话语只有且仅是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下所产生的“名词”。虽然明代才子唐寅的《桃花庵诗》中“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也有“疯癫”一词，不过这种“疯癫”不是人类理性时代的精神术语，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怀才不遇的隐逸文人的自我嘲解安慰而已。

　　也许读者会疑问：为什么福柯会对“疯癫”现象如此感兴趣?这里便不得不提及福柯的童年经历了。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先生在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一书中曾经介绍到：“福柯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始终感到压抑威胁和恐怖。他父亲为了锻炼他的勇气，把他带到医院手术室看截肢手术，血腥的场面给一个孩子的惊骇是不言而喻的。他家乡当地有一富人的女儿因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后被溺死，她本人被宣布精神失常，先后被送进医院和修道院，最后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这些可怕的事情对福柯的一生的思想都有潜在的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要反抗这种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压迫和恐怖。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病和心理学》和他的博士论文《疯癫史》就是这方面最初的努力。”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不难知道福柯之所以关注“疯癫”的缘由了。

　　通过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考察，福柯揭示出了：疯癫与文明的对立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在蒙昧的远古，而是在理性的近代。在古世纪，麻风病曾被视为对社会的最大威胁。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麻风病被逐步控制，疯癫代替了原来麻风病的角色。但最初人们对疯癫的态度还是暧昧的，疯癫既是威胁，但也是达到某些真理的通道。“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最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记忆。……它是理性的流动。”但是到了古典时代，疯癫变成了一种需要用禁闭所来对付的完全的破坏力量和威胁，“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训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到了18世纪末，人们从zz和经济两个角度对禁闭提出了批判，但批判没有解除禁闭，而是用新的疯人院的形式将禁闭进一步制度化。在疯人院里，医生借用科学的面具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角色，他对病人具有家长加法官绝对的权威。疯人院不但没有解放病人，反而使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并且随着作为一种医疗机构的疯人院的出现，非理性的存在也不再表现出来，它们只能在现代艺术中出现。“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控制，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恢复理性再把非理性交给理性的任务。”共2页，当前第1页12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方法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中理性和疯癫的形成过程，指出理性和疯癫并不是外在于个人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反身性的社会现实，他们总是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境而不断地建构。相应地，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批判过程中建构而成的。然而福柯也指出“这种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这也就体现了作者深沉的人文关怀。

　　也许，在福柯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尚待商榷之处，但他开阔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向我们提出了人类文明时代的疯癫历史这个话题，使得我们在理解事物的属性方面也有不少启迪作用。总而言之，这至少也能从侧面表明《疯癫与文明》不失为一本“智慧之书”。